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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都在泰坦尼克上，即使坐头等舱又有什么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正努力把泰坦尼克改造成诺亚方舟，而巴厘岛会议正是这个艰难历程的关键一步

　　本刊特约撰稿/冯亦斐

　　12月初，全球媒体的目光聚集在印尼的巴厘岛。如果说，日本京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程中的起点，那么，巴厘岛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驿站。 正在这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将讨论并制定“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为了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至于中断，本次会议最重要的任务是绘制一个“巴厘岛路线图”，为2009年最终达成新的协议设定一个时间表。

　　12月12日，世界各国高官聚集巴厘岛。中国派出了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领衔的代表团。此前，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机构的1万名代表已经到会。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言，科学家们为了保护环境已经做出巨大贡献，现在是政治家们行动的时候了。

　　 “巴厘岛路线图”的谈判格局

　　绘制“巴厘岛路线图”的最主要障碍，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一些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对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提出了苛刻要求，而发展中国家则指责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方面不够积极。

　　观察家认为，对“巴厘岛路线图”最为现实的期望是，各国能达成一张通往“后京都时代”的谈判路线图，并明确2009年是达成谈判的最后期限。

　　“当前的谈判格局基本上可以用‘群雄纷争，三强鼎立’来概括。”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迎说。

　　所谓的三强，其一是欧盟。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发起者，姿态积极，但欧盟在吸纳新成员后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内部协调难度相对增大；其二是以头号排放大国美国为首，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伞形国家集团”。这一集团眼看欧盟竭力占领气候变化道义制高点，不甘心日益被边缘化；其三是包括77国集团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德国伯尔基金会中国办公室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喻捷认为，在这次大会上，各方态度越来越清晰。欧盟比较积极，带头承诺减排。比如德国刚通过了一项减排政策，承诺2020年以前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0%。

　　喻捷指出，伞形国家集团内部已经有了一定的分化。澳大利亚在新总理陆克文宣誓就职后立即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让美国成为惟一未确认该协议的发达国家。 虽然澳大利亚目前设定的减排基准，是2000年的碳排放水平，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基准年份是1990年。“澳大利亚还算不上是三好学生，但起码有一好。” 喻捷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了。”

　　不过，伞形国家中除了老大美国以外，“刺头”也不少。“其中日本和加拿大起的负面作用挺大的，看这架势是不想签协议了。”喻捷说。她认为，日本目前的能源效率的确很高，很难减排，但日本电厂能耗比欧盟高，因此减排还存在一定潜力。

　　而在加拿大，尽管加拿大国民对继续执行《京都议定书》的支持率很高，但执政的保守党却在国内对其进行丑化，认定它是“劫富济贫”的工具，为进一步执行议定书制造障碍。

　　“不要对美国绝望”

　　12月6日，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哈兰•沃森在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地表示，在此次气候大会中，美国不会同意任何具体减排目标。

　　沃森表示，华盛顿正沿着自己规划的方向推动环保事业，美国将在明年举行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间的单独对话，“具体的减排数字可以在那时候再仔细讨论。”

　　但事实上，美国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已经发生改变。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克里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参加了巴厘岛会议。他介绍说，美国已有25个州有自己的减排目标，超过200个城市有自己的减排目标，西部的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排放交易系统——自下而上的减排行动正在美国开展。

　　12月5日，美国参议院环境和公益事业委员会批准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法案，提出到2050年，美国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2005年减少70%。这项法案将在参议院进行投票表决。由于法案所定的目标较高，能否通过并无把握，但克里保证，“即使这个法案通不过，也会有新的法案跟进。”

　　克里表示，目前，所有民主党的候选人都支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减排。而在共和党中，约翰•麦凯恩等重要议员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支持者。克里言下之意是：整个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将随着布什时代的结束而发生变化，请大家不要对美国绝望。

　　中国的策略

　　在发展中国家的队伍中，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排放大国的态度最为关键。相对于印度“死守”的态度，中国和巴西比较有建设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海斌认为，印度的态度，反而使中国成为一个桥梁。“中国可以作为中间人来斡旋，让事情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国采取的战略是以攻为守。” 喻捷说，“先给大会一个贡献，就不太容易被往角落里逼，这就给中国自身减压了。”

　　今年6月4日，中国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原则：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而中国的任务在于采取一系列法律、经济、行政及技术等手段，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中国的灵活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定认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2月3日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撰写的文章中，称赞中国应对环境问题做出的努力。文章称，中国将在5年时间里将国内生产总值单位能耗减少20%，这在本质上与欧洲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的目标基本一致。

　　张海斌认为，中国的谈判策略方向是正确的，“就应该更加主动、灵活地谈及这个问题。”但他也指出，中国目前谈判的重点应主要集中在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和技术转让上，而不是减排问题。“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有利的技术和资金，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地走向低碳经济的模式。”

　　喻捷也认为，中国不能过早承诺目前没有办法承诺的事情，否则会限制本国减贫、扶贫的努力。“不能把自己的空间堵死了，但要尽量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