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访问印度时，大搞“价值观外交”，强调要更加重视印度，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有报道说，这是德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标志。此前，也就是10月23日，德国执政的基督教联盟党出台了一项新的亚洲战略决议，决议称，“德国和欧洲在能源、非洲和外贸等领域正面临中国的竞争”，还说中国“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建议“德国增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言外之意是要改变前几任德国政府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

　　无独有偶，前不久下台的日本首相安倍在8月22日访问印度时，也曾在印度议会前发表“战略性演讲”，高调宣传日本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和建立所谓“大亚洲”伙伴关系，呼吁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同日本组成新的四国战略与经济联盟，在欧亚大陆外围形成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

　　而在2006年，美国与印度签订核协议时，美国一再声称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支持民主的国家，美印核协议有助于美印构筑战略性伙伴关系。

　　中国崛起的冲击波

　　近些年来，中国通过和平发展战略使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中国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使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越来越多，在周边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都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持欢迎和肯定的态度。在国际社会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迅速发展也让一些国家产生焦虑和担心：美国有人担心中国在亚太的影响上升会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下降；德国担心中国后来居上，今年就取代德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于第三的位置；而日本担心中国实力的上升会使它更难以发挥它一直梦寐以求的“大国”作用。

　　中国的追赶和日渐强大让这些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前三位的经济强国内心不平衡，眼看中国迅速赶上，不由得着急紧张起来：“中国在崛起，我们怎么办？”他们虽然仍很强大，但担心在未来的竞争中输给中国，因此在国内将中国作为他们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原因和借口，政客们对选民说：如果你们不努力，你们将来的饭碗就被中国人抢去了！对学生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为中国人打工！对公司的老板说：如果你们不创新，将来合同就被中国公司拿去了！这种鼓励人们居安思危、努力开拓进取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其中不免有夸大、吓唬选民的成分。但下列说法则走极端了：一些国家将他们的失业率上升归咎于中国，原因是工厂外迁、资金外流、工程外包到中国，其实是全球化经济的普遍现象，全球化时代的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中国也有此类现象，中国工人也因此失业，但中国人去哪里寻找替罪羊呢？

　　对中国崛起的回应，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比较普遍的反应是一种予盾心理：既想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又担心失去昔日的排名和地位。

　　印度为何成为“香饽饽”

　　美国、日本、德国领袖纷纷前往印度，对印度民主大唱赞歌，印度一时间好像成了“香饽饽”。难道他们没有发现，印度早就是民主国家，而不是现在才是民主国家？但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这时候才去印度，才唱赞歌呢？

　　印度虽然早就是所谓民主国家，但印度最早是向苏联学习，也搞计划经济，因此国家发展速度受到限制。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印度也开始搞经济改革(比中国晚13年)，进入21世纪后，印度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其软件业发展迅猛，为世人称道，最近的GDP增长率高达8%，仅次于中国。正是印度经济崛起的势头让美国、日本和德国将目光转向，重新认识到这个南亚人口大国的价值：印度庞大的人口(将来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可能将是外国产品的潜在消费者，印度价值5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工程会为美、日和德等国的大公司提供发财的机会，印度未来的核能发展更是让这些国家的相关公司跃跃欲试。

　　其实，就实际利益而言，印度对美、日和德国来说，更多地是具有“期货价值”而不是现货价值。印度固然有它的长处，但就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印度落后于中国至少10年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方面比印度要好。无论如何抬高印度、贬低中国，中国与它们各自的关系都比印度与它们的关系要密切深厚：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进口国，仅次于加拿大；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德贸易额为763亿欧元，是印德贸易额的7倍，印度只是德国在亚洲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德、日在华的直接投资也远比它们在印度的多，中国是发展中国国家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如果是商人，把加强与印度的联系作为一种经贸和投资的选项未尝不可。常言道：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即便是中国自己，也在加强与印度的经贸往来，提升两国的合作水平；如果是国家领导人，发展同印度的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也是件好事。近些年来，中印关系也越来越好。但是这些国家在追捧印度的背后似乎还蕴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即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已不可能的时候，离间印度同中国的关系，拉拢印度，限制和防范中国。

　　“价值观外交”蕴藏的逻辑

　　冷战结束后，西方流行着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简言之，这种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此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证。“911事件”之后，美国如惊弓之鸟，布什政府对恐怖主义的袭击追本溯源后得出结论：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地球那一边的国家的人民是否自由有关。于是就有了美国武力翻萨达姆的政权更迭，就有了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一再强调，支持世界上的民主运动、促进自由的扩展、最终结束世界上的专制制度，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紧迫要求，是时代的召唤，也是美国的使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然而，时隔两年，伊拉克的战后民主政权在骚乱中摇摇欲坠，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对“颜色革命”的后果怨声载道，美国国内对武力推进民主的政策批评有加。布什自嘲说：他是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当日本前首相安倍呼吁建立亚洲“四国价值联盟”以牵制中国时，美国了无兴趣，国务卿赖斯则对此称不要向中国发出错误的信息。

　　那么，为什么连美国都没有兴趣玩“价值观外交”时，日本和德国却如此热心呢？原因是：日本、德国原是二战后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两国社会也是在美国领导下进行了民主改造，政治重建，制度上与美国无异，又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国，因此对美国的领导是心悦诚服，安心和放心的。它们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内心是不服气的，它们无法想象中国有朝一日发展起来后会是什么景象？它们对中国战略上的不信任来自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不同、来自价值观的差异，中间的隔膜非共同的物质利益可以弥合。因此，利用“共有价值观”拉拢印度来防范中国就是它们的如意算盘：印度与中国近邻，同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扼印度洋要冲，地缘政治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对它们来说，“价值观外交”是一种未雨绸缪、聊以自慰的防御性战略，其目的在于“整合”亚洲的“民主力量”，巩固与美国的同盟，以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防止“中国模式”挑战“美国模式”，“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目前，安倍已远，日本新上任的首相福田康夫非常务实，未必会有时间像安倍那样高谈阔论“自由与繁荣之弧”。况且，当安倍的“四国价值联盟”公布后，应者廖廖：美国、澳大利亚毫无兴趣，印度也表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默克尔出于个人的背景，想提升价值观在德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印度之行只是一种试探，印度自有其战略考虑，不会人云亦云。但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借价值观问题向中国进行的“发难”今后还会层出不穷。（张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