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4日电 奥巴马还有几天就要带着美国人民的无限期望就任总统了，他首当其冲的任务当然是拯救在痛苦中挣扎的美国经济。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13日载文称，奥巴马给经济开出的药方是另一场罗斯福式的“新政”。然而，摆在奥巴马面前的将是一场比对罗斯福更大的挑战。因为罗斯福基本上是用国家政策治理国家经济，奥巴马要对付的却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没有国际化的配合，美国将一事无成。全文摘要如下：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威胁，从全球金融危机到恐怖主义到气候变迁，比60年前都更需要国际合作。”美国著名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高级研究员尼娜·哈齐吉安(Nina Hachigian)说，“另外，通过参与再造国际组织的努力，美国将会赢得其推行国际目标所需要的信誉。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应该注意到，如果通过国际组织运作有效，将是最划算的。”

　　都是伦敦惹得“祸”

　　事情还要从美国国际集团(AIG)这个显赫一时的美国第一大保险公司说起。美国政府已经花费纳税人了一千多亿美金来拯救者家濒临破产的保险业巨人，可是大多数美国纳税人还是没搞清楚美国国际集团是如何陷入困境的。更加令人困惑的是，美国的保险业是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业内公司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50个州的保险监管机构的“严密”监视之下，为什么在美国这些监管机构的眼皮底下会发生如此的违规行为呢？

　　也许我们该问的不是“为什么”，而是：哪里出了问题？把整个美国国际集团拖下水的是被称为“信用-违约交换”(credit-default swaps)的金融衍生产品。操作这一金融产品的部门不在美国，而是在受到监管极少的金融自由之都--伦敦。

　　即使在美国，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金融机构推出的这种金融衍生产品也受到监管机构的特别宽大，几乎可以“逍遥法外”。对于美国国际集团远在伦敦的部门，美国各州的保险监管部门更有着鞭长莫及的感觉。虽然理论上，因为美国国际集团在美国也有存储和贷款业务还应该受到美国存储监管办公室(U.S.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的监督，但是这个向来监管松弛的办公室虽然有权监督美国国际集团在伦敦的业务，却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同样，对这个保险业巨头拥有监管权的还有法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因为美国国际集团在法国有银行业务，但是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管的事，法国人又怎么愿意“狗拿耗子”呢？

　　实际上，美国国际集团在伦敦的金融部门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下。就是在这种国际监管的大杂烩中，美国国际集团的这个金融部门几乎可以在伦敦为所欲为。那些声称有权对该部门进行监管的监管结构从来没有把手伸到伦敦，而英国本身的监管机构根本就不愿意申明自己有权监控美国国际集团在伦敦的分支机构。

　　这个案例表明，主权国家没能发明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架构来管理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金融机构和多国公司，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肆意展示着自己的贪婪。

　　奥巴马的对手--华尔街

　　显然，要对全球的金融体制建立有效的监管需要各个主要国家的合作，要渡过目前这场全球经济衰退更是如此。也许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然而德国却因为不愿意采取赤字财政而按兵不动。奥巴马要想使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发挥最大功效，他必须努力劝说德国和日本也增加公共开支，而不要紧抱财政保守主义不放。

　　这也许还是全球化对奥巴马提出的挑战中最容易对付的一个，因为这过增加财政支出并不需要建立任何新的全球构架。其它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要避免下一个美国国际集团危机的出现，需要建立一套全球化的金融监管机制。这项工程不仅复杂，而且需要各国的配合，已经在这次危机中失去了金融霸主地位的美国将只能与各国协商去解决问题。在新体制中，只要有一个主要国家监管松懈，整个全球体制就不可能坚固。

　　“没有一个对冲基金的中心愿意规范对冲基金，除非其他所有金融中心都这样做，”一位金融分析师说。

　　奥巴马可能面对的问题是，在推行更严密的全球监管的时候首先在国内遇到强大的阻力，因为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相比，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街太过强大了。奥巴马的监管理念可能在德国这样的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国家比在美国本土更容易推行。在寻求其他国家的配合前，奥巴马必须先搞定华尔街的大亨们。

　　建立全球金融架构是历史趋势

　　许多人相信，除了在目前的主权国家构架之下规范全球金融体系，奥巴马别无选择。美国证监会国际事务部(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主任埃斯伊欧皮斯·塔发拉(Ethiopis Tafara)相信，利用互相金融市场的激励，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就证券交易的监管标准取得一致。至于由谁来执行监管的责任和任务，塔发拉认为很难在短期内形成这样一个机构。目前的选择有二。一是由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对某一跨国公司实行监管权；更可能的模式是，各国的监管机构分享监管的责任和权利，由经营机构的所在国挑头。塔发拉在去年11月的G20会议上提出设立一个国际监管机构组织，以便于各国的监管机构交换信息和对某些特定银行和公司的忧虑。

　　塔发拉的模式建立在各国的监管机构愿意也能够互相精诚合作基础之上，但是如果各国对某一公司的行为看法和利益不一，或者是某一公司不愿意接受监管，有当如何？

　　曾经担任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首席经济学家和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执行董事的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有一个更加主动的模式。他认为，国际间和谐的监管是恢复资本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在今天这样的危机中，一国银行发生的问题可以给别国造成灾难。因此，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必须带有某种强制性。监管者必须告诉金融机构，“如果你不向我们汇报，就别在我们的市场上操作。你们必须定期申报你们的资产负债表，而且随着你们规模的增大，你们还要更经常地提供这些文件。”

　　奥巴马面对的是把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从国家层面推向国际层面的任务，就如同当年罗斯福把监管的权力从各州手中集中到联邦手中一样。

　　当年，把权力从州政府手中收到联邦手中是拯救美国经济和建立美国繁荣所必需的。在罗斯福之前的胡佛总统时期，各州政府虽然关闭了一些有问题的银行，但是却不能恢复存款人的信心，而这正是罗斯福总统做到的。罗斯福通过超越各州的权力，建立了联邦储蓄保险机构，从而恢复了美国人的信心。当时的银行体系的运行已经超出了州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联邦必须介入。

　　今天，奥巴马面对的挑战与当年罗斯福面对的十分相似，也拥有同样的机会。过去几十年中，同样的权利不平衡发生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和巨型公司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它们使各国的监管机构的功能过时，权力不够。如同1933年一样，建立一套全球规范和监管标准突然间因为金融危机成为可能。尽管这次的变革可能比罗斯福时期更加困难、渐进，因为主权国家的权利要远远大于美国的各个州，但是这场变革必须完成，否则奥巴马的“新政”无从谈起。同样，一场危机给当政者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变革，经济大厦即将坍塌。

　　这场变革的深远程度如何取决于诸多因素。金融机构肯定会对跨国监管加以抵制，它们不会愿意看到对它们实施杠杆限制的全球统一标准出台。非金融业的跨国公司肯定也不愿意看到全球有一部统一的劳工法。对于金融业依赖较深的国家也可能会抵触某些金融监管措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于金融、劳工和环境标准也会不同认识。全球“新政”的说法本身听起来就有些荒唐，但它却是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从新繁荣的根基。

　　奥巴马的最初机会将是今年4月的G20会议。各国领导人届时将在伦敦讨论创建一套新的规范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国际机制。鉴于这次金融危机绝对的全球性，各国领导人将会对此认真对待。即使美国能把国内的监管搞得有条不紊，没有其他国家的配合和一个国际构架，一切都将是空谈。同时，这次会议也给美国提供了另一个机会：承认G8过时，让G20取而代之。

　　“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战胜挑战所需要的，”美国进步中心哈齐吉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