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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亨廷顿去世之后，也许我们也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不把他生前的预言当作纯然的冒犯，而仅仅视为一种警言吧

　　★ 文/康慨

　　试图以“文明的冲突”定义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的美国著名政治科学家、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于12月24日在麻省玛莎葡萄园的一家看护所去世，享年81岁。

　　亨廷顿身后，有结婚51年的太太南希、两子尼古拉斯与提摩西，以及四孙送终。

　　他在哈佛任教58年，2007年才告老退休，一生著述颇丰，但真正举世瞩目，则多赖晚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引起的巨大而持久的争议。

　　《文明的冲突》的冲突

　　1927年4月18日，亨廷顿生于纽约，天生聪慧，18岁便从耶鲁大学毕业，此后连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哈佛大学博士。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博士已经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自此以美国政府、民主化、军事政治、战略及军民关系为主要研究方向。1957年，他出版了首部重要著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理论及政治》，当时获致高度争议，如今却被公认为美国军民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1960年代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为他赢得了广泛声誉，该书挑战了关于第三世界新民主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会催生稳定的民主制度的通行观念。

　　亨廷顿绝非闭锁书斋的象牙塔学者。早在1960年代，他已担任美国国务院的顾问，1977年，他还曾进入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了两年白宫安全政策协调人。

　　纵观他的学术生涯，亨廷顿几乎是个终生争议不断的学者，从青年到盛年如此，老了亦然。文明冲突论引发的争论贯穿他整个晚年生活。

　　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以28页的篇幅，刊出了亨廷顿的长文《文明的冲突？》，反响强烈。“据该杂志的编辑讲，”亨廷顿本人在1996年说，“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

　　他针对当时大为流行的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否认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及其民主价值已经大获全胜，以至可以宣告“历史终结”。他认为，基于意识形态分歧的冲突只是暂时偃旗息鼓，而“文明的冲突”将长久地延续。

　　“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亨廷顿在文中开宗明义，直截了当地写道，“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击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相对于文明的持久冲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只是暂时现象。从长期来看，文明的冲突才是人类历史上各种冲突中最根本、最持久、也是最暴虐的冲突。

　　他划分出了世界上的“七种或八种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加上或许应该独立看待的东正教文明。这几大文明间的冲突一直不断，而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冲突，乃“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持久对抗，而未来“儒教-伊斯兰的联合”将成为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最可能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

　　1996年，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一文扩展成书，书名中干脆拿掉了原文标题中的问号，改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进一步从已经确定的文明冲突论出发，强调了美国领导西方世界重建世界秩序的责任。此书颇为畅销，迄今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39种语言。中国的新华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标注为“内部发行”的此书中文版。

　　不管亨廷顿是否承认，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到武力干涉，甚至直接发动战争——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在客观上也的确产生了某种煽动效应。尤其是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文明的冲突”这几个字在西方报刊的评论版和电视政论节目中密集出现，亨廷顿似乎成了新世纪的预言家，他的理论不仅被用以解读美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这一事件本身，也被用以重新定义西方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美国官方从不明确承认这一点)，甚至被拿来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做辩护。亨廷顿本人也因此被遭到了更多的批评。

　　《东方主义》的作者、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也不无辛辣地说，亨氏理论的贡献在于将“西方反对世界其他所有人”的思想永存不朽。更多的批评者则认为，亨廷顿的说法过于简单和武断，忽视了国际冲突的复杂的背景，以及具体的、往往是充满动态的诱因。

　　亨廷顿与中国

　　亨廷顿的作品在中国多有出版，早在1995年，文明冲突论沸沸扬扬之即，中国就已经出版了一部名为《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文集，辑录28篇文章，从国际政治和世界文明史两方面对文明冲突论进行评述。

　　亨廷顿的确对中国的复兴格外关注。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他对这一问题有专门的分析与论述。他怀疑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是否能够成功，同时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强国，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很难不会采行“扩张与掠夺”的做法，获取“区域或世界霸权”。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一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亨廷顿写道。他引用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中国政治专家)的论述：“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多级，甚至也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很难看出亨廷顿的观点与西方时髦的“中国威胁论”有什么不同。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尤其是上述关于儒家文明之威胁的表述，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的警觉，不仅有人给他扣上唯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帽子，也有人指责这是历史上充满种族歧视的“黄祸论”的新变种，甚至包藏着巨大的政治野心。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学者几乎集体不认同他所谓儒家文明的霸权倾向。

　　4年前，古稀之年的亨廷顿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也因主张控制外国移民，特别是拉美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招致许多非议。

　　他虽非好斗之人，却也从不轻易低头。去年在接受美国一家伊斯兰杂志《Islamica》的采访时，他继续为自己的文明冲突论辩护：“我的观点仍然是这样的：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文化身份、文化对抗及联合不仅会发生作用，而且会起主要作用。”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亨廷顿说，“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

　　在亨廷顿去世之后，也许我们也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不把他生前的预言当作纯然的冒犯，而仅仅视为一种警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