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人观察中国、看待中美关系都要通过人权问题这个透镜，都要与人权问题相联系

　　5月13日和14日，中美两国将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人权对话。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和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较量，可以帮助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近2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使美国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和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强烈，“中国崩溃论”在美国一度盛行。当时不少美国人认为可以对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改变政策，甚至改变政权的性质。以压促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首要选择，而人权问题则是施压的主要领域。当时，人权问题成了中美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美国人观察中国、看待中美关系都要通过人权问题这个透镜，都要与人权问题相联系，包括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在内。实行这种政策的重要手段是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1990、1991和1992年，美国国会里、国会与政府之间围绕着是否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了激烈的反复较量，老布什政府奋力抵制国会的压力，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方一起防止了中美关系大滑坡。

　　1993年克林顿开始执政。他把一些国会议员的要求变成行政命令：1994年是否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取决于中国在改善人权记录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即实行所谓“挂钩”政策。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强烈反对这一政策，不仅如此，克林顿政府内部、国会内部、美国企业界也都有不同意见。“挂钩”政策在实践面前碰壁，1994年克林顿政府又只好把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

　　“脱钩”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克林顿政府把安全、经济和推广美国价值观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支柱，美国决策者也总是说，要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筑在美国的价值观之上，人权问题依然是两国之间的一个争议。虽然在1996年以后，克林顿政府为稳定两国关系作了许多努力，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但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却没有多大变化。甚至在1997和1998年两国领导人进行互访时(说来是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人权问题仍然是一个辩论的话题。

　　在国际场合，两国也进行了反复的较量。1990年，美国与一些欧洲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46届会议上提出了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但遭到多数国家的反对没有成功。此后，美国政府曾经十一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议案，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每次都遭到失败。到1998年，欧洲国家已经决定不再支持美国，1999年美国只找到波兰一个共同提案国，可以说美国的做法遭到孤立。但直到2005年美国代表团才正式宣布，以后不再重复这种做法。显然在国际场合对中国施压的政策已经难以为继了。

　　此外，美国政府还在每年的人权报告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破坏性因素。

　　美国在对中国施压的同时，也与中国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从1990年到2002年共进行了13次对话。2008年5月，第14次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由于新世纪以来两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大大拓展，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调子也有所变化。在第14次对话中，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默肯定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步，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在抗击汶川地震灾害中的表现。

　　奥巴马总统上任一年多来，总统本人和政府高官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人权问题上也展现了新的姿态。第一，明确表示两国的共同利益比分歧更重要；第二，与中方就分歧进行对话；第三，不让分歧妨碍合作。2009年2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访问北京时表示，奥巴马政府重视人权问题，但同时“清楚表明”，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是比“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更优先的问题”，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不会妨碍两国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显然，现在两国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与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大不相同：在当时美国政界和学界许多人把它看作是中美关系中处于凌驾地位的问题，而现在，它只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而且只占了整个关系的很小比例。

　　现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曾经是在美国国会中对中国人权状况最激烈的抨击者。2009年5月下旬她来中国访问，无论从代表团的构成(温和派人物)，或是行前对媒体的低调处理，都能感觉到她在刻意营造良好的气氛。她与中方讨论了发展绿色能源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强调两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在美国大使馆为她访华举行的招待会(笔者应邀在场)上，她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阐述了奥巴马政府在能源和气候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她与中国发改委进行磋商的情况，最后她说，这是与人权问题相关的。她说的显然没有错，但却表明，她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比较现实了，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度意识形态化了。

　　去年11月奥巴马总统成功访华，双方达成《联合声明》，其中说，“双方都认识到，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领域存在分歧。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有关分歧。”希望即将举行的人权对话成为落实这一规定的范例，开创两国在人权领域对话的新局面。(陶文钊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