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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塔·米勒的确是最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位，但与其说米勒女士的获奖是出于政治原因，倒不如说这是对道德与良心的褒扬

　　文/康慨

    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获得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她是生于罗马尼亚的少数族裔，亦由于她在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其作品对专制、野蛮、伪善持之以恒的揭露，再度引发了诺贝尔奖“政治化”的争议。

　　所谓“政治化”指责的一个前提，即米勒女士像她的几位前任——凯尔泰斯·伊姆雷、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让-玛丽·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等人一样，没有国际知名度、缺乏广泛的读者群，抑或没有与“世界头号文学奖”相称的接受度，换言之：他们的作品不好看，不畅销，之所以获奖，更多是出于政治选择。

　　就连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在无意间指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特别是现在，”她说，“在那座墙倒掉20年之际，这是个非常好的信号。”

　　她更多是在描写自己

　　表面上看，赫塔·米勒的确是最近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位。可问题在于，冷战结束已经20年，齐奥塞斯库夫妇早已不复存在，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欧盟，无论米勒还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无需再去指控谁或推翻谁。事实上，她更多在描写自己，回忆过去。

　　如果说真有什么政治意图的话，那么2005年获奖的哈罗德·品特似乎更配得上这种猜测。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还可以举证说，由于品特不遗余力地反对美英入侵伊拉克，瑞典学院就是要用他来表明反战甚至反美的态度，同时给他提供一个讲台——品特也的确这样做了。虽然因病弱无法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但他还是利用事先制作的录像带，对全世界发表了一篇反战演说。

　　善与恶，人性与兽性，自由意志与强权奴役之间的对抗，历来是重大的文学主题，放在特定的时代和国度，则往往引起政治联想。当布什总统指责某些政权为“邪恶轴心”时，“恶”这个道德字眼就完全变成了政治词汇，这正是语言、道德和政治之间奇特关系的一个例证。

　　但是，与其说米勒女士的获奖是出于政治原因，倒不如说这是对道德与良心的褒扬。

　　瑞典学院宣布，赫塔·米勒“以诗歌的凝炼和散文的平白，描写无所寄托的状态”而获奖。前半句话表彰的是她的文学水准，后半句则形容她笔下那种在世界上无根的、异类的、外在的状态，而这一点虽与政治有关，却远远超越了政治的范畴。

　　赫塔·米勒1953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德语少数民族聚居区巴纳特，这里的斯瓦比亚人社群风貌与罗马尼亚的主流文化颇多不同，但她并不欣赏本族文化，反而不断在作品中回忆童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以犀利的笔道出所谓农村天堂的真相——第三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依然在罗马尼亚的德裔族群中有深远影响，这种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专横和腐败，竟然可以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制造出一种压抑至极的生存环境。她在家乡失去根，也与布加勒斯特格格不入，1987年移民西德之后，更发现自己仍被视作外国人。

　　这种“无所寄托的状态”深刻触及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共通困境，饱含着复杂而深切的痛苦——不见天日的痛苦，旁观他人痛苦的痛苦，由人及己的痛苦，对落入圈套、被逼迫、被摆布、被勒索、被戏耍、被分类、被羞辱之恐惧所带来的痛苦。怎样在这种痛苦中生存，而不致堕落、同流合污、向黑恶势力甚至死亡低头，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正像米勒本人的经历一样，此时你所做出的人生选择，也将同时成为你的道德选择和政治选择。

　　瑞典学院的“双重分裂”立场

　　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也在经历着变化，但总的来说，瑞典学院始终在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漩涡——尽管往往身不由已。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的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员蓝诗玲(Julia Lovell)分析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诺贝尔文学奖以包容性和可接受性寻求自我合法化，战后则采行一种布尔迪厄称之为“双重分裂”(Double Rupture)的立场，即在某个独立运行的文学领域，其先锋成员以如下态度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我憎恨××，但我也同样憎恨××的反面。用在诺贝尔奖的评委们身上，即：我们憎恨那些为金钱写作的人，但我们也同样憎恨那些为政治写作的人。

　　瑞典的政治文化即中立主义，学院有时不得不煞费苦心，在左右之间寻找平衡。以冷战前半期为例，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4位苏联制度的反对者(加缪，1957；帕斯捷尔纳克，1958；安德里奇，1961；索尔仁尼琴，1970)，但同时也表彰了4位苏联体制内的作家或其同情者(拉斯克内斯，1955；萨特，1964；肖洛霍夫，1965；聂鲁达，1971)。颁奖给帕斯捷尔纳克一事遭到了到苏联政府的猛烈抨击，获奖者本人亦迫于压力宣布弃奖，7年后，瑞典学院又不无补偿性地表彰了肖洛霍夫，反过来又受到西方世界的质疑。

　　然而笔者以为，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获奖，实乃战后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重大和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不仅为该奖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大大增强并巩固了它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地位，同时亦证明，出于道义和良心的选择终究是最正确的、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选择。

　　古典时代的政治学与伦理学紧密相连，国家与个人皆以至善为目标，政治与道德不可分离。现代的政治准则越来越倾向于实利。指责诺贝尔奖政治化的人，本身即已将政治视为阴谋或密室交易的同义语，看不到政治与道德原初的目的同一性。反过来讲，对作家而言，如果你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却仍然回避现实，自以为政治上安全了，甚至为得到利益而沾沾自喜，那就不仅是对自我的背叛和对文学 的背叛，更是人格的堕落，道德的沉沦。

　　当专制被推翻，暴君被处决，许多曾经反抗过的作家突然失去了目标，从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动力。但赫塔?米勒并未如此，她在继续。

　　她的约20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出版于1989年后的德国，所述仍然不离罗马尼亚的过去。她不断地回忆，反复咀嚼她自己和那一代人的经历。许多人一定会问：为什么？不是都结束了吗？笔者的理解是，那正是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抱着政治目的来写作。那诚如伊凡·克里玛所言：“我的写作激情不是来自反对什么，而是为了什么”。因此，暴行结束了，回忆还在；历史结束了，命运还在；政治结束了，道德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