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映的电影《阿凡达》中，人类为了获取潘多拉星球的资源，发动了逼迫该星球原著民纳美人搬迁的行动。当人类的战争机器向纳美人的“家园树”逼近的时候，他们借助了一种先进的地图——根据融入纳美部族的人类科学家提供的信息制成的“人文地图”。

　　结合“侦察员”提供的信息，并在强大的3D技术支持下，这种“人文地图”将“家园树”及其周边的人文环境状况展示得无比清晰通透。这或许就是“人文地图”这种概念迄今为止最为具像的展示。

　　其实，像该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那样丰富的想象力不仅仅存在于梦幻般的影像之中，在现实中，“人文地图”已经悄然装备美军。

　　“人文地形小组”部署伊、阿战场

　　美国专业防务期刊《国防》近来刊登了一篇题为《“人文地图”成为重要战争工具》的文章，称美国军方已经充分认识到经社环境、文化形态、价值观等人文因素对于赢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暴行动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绘制包括诸如地区部落关系、种族渊源、宗教和语言在内的详尽的“人文地图”。

　　“人文地图”的绘制是美国陆军“人文地形系统”(HTS)项目的重要内容。该项目组织者招募了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将他们组成“人文地形小组”(HTTs)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担任作战部队的文化顾问，帮助指挥官们掌握和理解当地人文环境，以确保美军的行动更具效率。这些科学家在前线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采集当地人文环境信息，并将相关数据输入到“人文地图”的绘制软件中。

　　每支“人文地形小组”由五人组成，包括两名从社会招聘的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以及三名来自美军或联军的团级以上专家。根据美军方面提供的数字，截至2009年1月，共有27支“人文地形小组”被安排同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作战部队共同行动。其中21支小组在伊拉克，6支小组在阿富汗。

　　《“人文地图”成为重要战争工具》的作者格蕾斯·简对于“人文地图”被应用于战场非常推崇。简援引弗吉尼亚州社会文化情报分析公司SCIA首席执行官斯文·约翰逊的话介绍了“人文地图”的优越性：训练有素的人文环境分析员可以迅速打磨文化事实并将之与地理空间数据合为一体，绘制出传统分析员通常不会考虑的地图。他们不仅会确定部落、少数民族和宗教派别的位置，还会记录下态度——某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并对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或不容易发生某些行为加以注解……

　　重要的作战工具？

　　简认为，“‘人文地图’成了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重要的作战工具”。不过，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并不多，即便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及具体事例，而美国军方“人文地形系统”网站的主页上也鲜有阐述。

　　证据的匮乏已经使“有效性问题”成为美军“人文地形系统”及其“人文地图”饱受舆论抨击的最大软肋。换言之，“人文地图”提供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美军行动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以及对作战部队产生影响，都还是未知数。

　　尽管“人文地形系统”的概念早在2006年就被美国军方提出，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将人文社会科学同政治军事需要有机结合起来绝非易事。

　　在其作品集《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最爱的蘑菇》中，从事美国国防和政治事务报道的独立撰稿人约翰·斯坦顿抨击“人文地形系统”是对美国纳税人税款“荒谬的浪费”。通过与一些曾亲身参与“人文地形系统”的专家和业内人士的接触，以及自己长期跟踪相关报道，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文地形系统”是一出“绝对的闹剧”。

　　今年1月26日，多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联名致信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参议院临时议长罗伯特·贝尔德以及众、参两院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主席，强烈反对“人文地形系统”项目及其扩大方案。这些人类学家认为，“人文地形系统”是对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专长的不当及无效使用，要求国会立即停止对该项目的拨款，取消该项目的扩大方案，并慎重考虑确保阿富汗、伊拉克及其他地区和平的替代性方案。

　　为了反对美军“人文地形系统”，美国人类学家协会列出了四点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没有任何公开的、独立的评估——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能够支持“人文地形系统”对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行动的有效性。其次，“人文地形系统”是危险和鲁莽的。目前已有三名被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进行“人文地形系统”活动的科学家遇害，而士兵们则抱怨保护这些科学家使得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第三，“人文地形系统”挥霍掉大量纳税人的税款，自2006年项目设立至今已耗资大约2.5亿美元。第四，该系统因有悖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专业道德和纪律而“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人类学实践”，是人类学“不可被接受的应用”。

　　很多人类学家认为，“人文地形系统”本质上已经成为美军为加快“杀伤链条”上的行动速度而进行的情报采集分析行动，而不是以减少军队和平民伤亡为目的的高尚项目。

　　美国如何面对“文化战争”？

　　有意思的是，几乎在人类学家联名反对“人文地形系统”的同时，简在《国防》月刊上发表了《“人文地图”成为重要战争工具》一文。那么，这两种声音在发生碰撞之后将留下怎样的回响？

　　八年前，当布什政府决定发动阿富汗战争时，很多人大胆预言：阿富汗将成为新的越南。八年来，阿富汗战场局势的发展给这一预言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支持。对于“接手”了两场战争外加金融海啸的奥巴马政府而言，美国在阿富汗战场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除了取胜，别无选择。

　　2009年3月，踌躇满志的奥巴马公布了阿富汗战略，提出要破坏、瓦解并最终击败“基地”组织及其极端主义同伙并防止他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卷土重来。然而阿富汗局势的恶化迫使奥巴马在八个月后便匆匆调整阿富汗战略，除增派三万兵力使驻阿美军规模达到十万外，最大动作当属加大对阿富汗的民事投入。

　　持续八年的阿富汗战争已经使美国的决策者们认识到，在塔利班政权被美军强大的军事机器推翻后，这场战争便开始超越狭义的战争范畴，而成了一场“文化战争”。这一点，同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的情况有些相似：在多数民众看来，美国是“占领者”而非“解放者”，因为它根本不理解这里的宗教与文化。国际关系史上的很多案例已经能够证明，单纯依靠军事和政治手段难以打赢“文化战争”，对此，美国人应该有更为深刻的体会。

　　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加大民事投入能否赢得阿富汗民心，并最终赢得战争？美国如何做到尊重阿富汗人民的生命、宗教和社会文化？动辄误伤误杀平民，将西方民主价值观强加于人，或许只会招致更多的反抗。(《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蒋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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