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泰国最高法院判决没收前总理他信14亿美元家族资产为开端，泰国近日经历了又一轮政治动荡。3月14日，“红衫军”在曼谷举行了阿披实上台一年多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集会中出现了最后通牒和泼洒鲜血这样看似惊心动魄的新情况。

　　不过，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双方的态度都没有什么新变化。红衫军要求阿披实政府马上辞职，举行大选；泰国政府则毫不让步，干脆置之不理。因此，这场风波仍不过是“反他信”和“挺他信”两大阵营往复式交锋的又一轮表现。

　　自从2006年2月反他信力量因西纳瓦集团股份出售案走上街头以来，泰国政治便陷入两大阵营对峙的僵局：如果进行选举，必然是占选民多数的支持他信阵营获胜，反他信阵营就会进行抵制；不进行选举甚至恢复军政统治，支持他信阵营也会进行抵制。无论哪一个阵营的代表者组织政府，另一方都会采取街头政治的方式表示反对，从而进入一个似乎难有尽头的恶性循环。

　　在观察人士看来，造成这种僵局，根本原因在于阶层利益的对立和政治结构的失衡。

　　反他信阵营是以军队、官僚和部分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精英阶层，挺他信阵营则是以东北部农民为主的草根阶层。前者是泰国传统精英政治体制的受益者，而后者则把他信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政策视为其利益的代表。他信依靠占泰国人口约70%的农民的支持，在2001年和2005年两次赢得大选，其领导的泰爱泰党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一党独大”的政党(国会议席比例高达75.4%)，打破了泰国多年来多党制的政治平衡。此外，他信大力加强内阁地位，对包括泰王和军队在内的传统政治力量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

　　然而，造成这种僵局最直接的原因则是以农民为主的泰国草根阶层开始广泛深入参与政治。无论挺他信阵营还是反他信阵营的政治参与热情都十分高涨，而且双方都熟练掌握了政治参与的两大主要手段：议会政治和街头政治。糟糕的是，在当前两派对立的情况下，民众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却让泰国陷入了眼前这个进退维谷的困境。

　　民众政治参与的快速发展，对泰国传统的精英政治体制来说是一个难以适应的新变量，对原有的政治结构造成几乎致命的冲击。泰国目前的政治困境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即如何以最平稳的方式实现民众的政治参与，并积极发挥其力量。

　　泰国民众政治参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1932年泰国君主立宪制度确立到1992年，泰国政治以军人政治为主，政党政治有所发展但力量微弱。1992年“五月事件”后，随着“总理必须来自民选”被写入宪法，泰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有了空间和保障，参与政治的热情也开始被激发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在他信上台之前的泰国民众政治参与存在一个重要的缺失——参与者主要是城市居民，农民的作用微乎其微。泰国的传统精英政治一向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即使在大选中也极少到农村进行宣传拉票，常常直接出钱“买票”了事，广大农民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另一方面，泰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但由于长期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政策，使农村地区负担了沉重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却没能享受到应得的发展红利。农民尽管不满，却无可奈何。

　　他信看到了这个宝贵的政治资源，并且进行了成功的开发。2001年大选，他信提出以“草根政策”为核心的农村发展纲领，迅速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而在2007年的大选中，农民积极参与，使得投票率达到空前的85.4%，他信的代理人沙马及其领导的泰爱泰党后身人民力量党因而得以获胜。

　　目前的政治僵局加剧社会分裂，已经给泰国造成严重损失，并使泰国国际声誉扫地。更重要的是，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持续的政治社会动荡让泰国无法顺利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经济恢复政策。

　　随着经济、技术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是一个必然结果，而他信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现在泰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和经济发展权益的分享。毕竟，一百年前用流血和暴力换取民主的方式已经不符合潮流，由此引起的政治社会动荡和经济发展受阻是任何国家以及国家的任何成员都无法负担的后果。

　　持续四年的僵局说明，现有的措施都无法让泰国走出目前的政治困境，包括街头政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势必从根本原因出发寻找办法。第一，在利益上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让各个阶层都能相对公平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第二，调整政治结构，吸纳农民等新兴的政治力量，让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依靠法律和制度的力量来预防和化解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而在这之前，两大阵营应该对自身政治参与的方式进行反思和调整，放弃激烈的对抗态度和手段，保持局面的平稳，然后坐下来，平心静气地陈述并聆听对方的政治诉求，从中寻找可能的利益汇合点。这样，泰国的政治僵局才有突破的希望。(唐奇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