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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很难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欧洲是否算是统一。从形式上来看是没有，如果从实质内容来看，他们已经有了共同的认同。统一的国家要做的事，他们不已经在做了吗？而且做得比主权国家还好

　　文/张亚中

　　为欧洲寻求一个永恒的和平，是欧洲精英必然存在的愿望。欧盟的诞生，绝非仅靠一两位精英即可，但是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毕竟还是有一些人物的脉络值得我们回忆。

　　　　一位梦想家的倡议

　　1922年，当时只有28岁的库德诺夫·卡雷尔基，把设想的泛欧运动蓝图写成文章，先后在维也纳与柏林的杂志上发表，在期待他人的支持时，他又一头钻进修道院，开始埋头撰写大作《泛欧论》(Pan-Europa)。

　　库德诺夫·卡雷尔基是在东京出生的欧洲人，父亲是一位具有荷兰人与希腊人血统的奥匈帝国外交官，母亲是日本人。当他还在维也纳求学时，他已经独具慧眼，成为倡导欧洲统一思想的第一人。

　　“和我们一起用餐的还有我母亲的匈牙利籍贴身女佣，我父亲的巴伐利亚籍私人秘书，我们的捷克人总管家和一位俄语教师。我父亲的土耳其语教师、一位阿尔巴尼亚籍穆斯林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用餐。”库德诺夫·卡雷尔基这样回忆他的童年。

　　这样的童年让他可以超越19世纪最火红的民族主义来看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纯粹是欧洲人之间的区域战争。但是当时没有任何欧洲联合组织出现，无论他采用什么方式进行呼吁，仍然无法说服任何政府和政党来支持他的思想。于是，他决定独自创建泛欧运动。

　　《泛欧论》于1923年10月正式出版，很快就从德语被译成为欧洲主要语言。日本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高谈“东亚共同体”时所强调的“友爱”，就是源自于库德诺夫·卡雷尔基的思想。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也正是这本书的日文翻译者。对于日本人来说，有这么一位日本血统的泛欧倡导人，是值得骄傲的。

　　库德诺夫·卡雷尔基当时就预测，如果欧洲不统一，就势必被卷入一场法德之间的武力冲突，最后难免使欧洲成为俄罗斯的占领区。拯救欧洲的办法就是他的“泛欧洲”思想，将自波兰到葡萄牙的所有欧洲国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统一成为一个联邦国家。

　　1924年，库德诺夫·卡雷尔基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宣读了致法国议会的公开信，信中公开宣扬他的泛欧思想。这份公开信后来经由全欧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与作家共同签名，成为一份重要文件。签名中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西班牙诗人米格尔·乌纳穆诺等人。

　　库德诺夫·卡雷尔基的思想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瑞安的支持。这位日后以《巴黎非战公约》闻名于世的法国人，后来担任泛欧联盟的名誉主席。1929年6月，白瑞安与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长，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第一次针对库德诺夫·卡雷尔基的泛欧思想进行讨论。同年9月5日，他们在日内瓦召开的欧洲各国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建立“欧洲国家联盟”的方案。欧洲联盟的思路终于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

　　1930年5月17日，白瑞安在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列出了详尽的具体计划，但是他的计划难以抗拒当时国族主义的浪潮，受到了欧洲各国的冷漠。特别是在德国举行大选后，希特勒获得了胜利。希特勒要建立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欧洲，而不是一个联盟的欧洲。在法国，白瑞安的主张也没有人理会，他自己也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不久于1932年郁闷而终。

　　库德诺夫·卡雷尔基这位欧洲大统派的梦想没有成真，但是他的预言却是真实地上演，欧洲基督教的弟兄们，再一次掉进骨肉相残的宿命。

　　　　一位反法西斯者的坚持

　　在欧洲的战火中，仍然有着为欧洲统一理想而呼吁奔走的理想主义者。1941年，正是希特勒横扫欧洲的时候，在靠近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岸的文托泰内岛上，阿尔蒂诺·斯皮内利和他的狱友罗西为一个统一的新欧洲写下宣言。

　　在这篇《文托泰内宣言》(The Manifesto of Ventotene)中，阿尔蒂诺·斯皮内利认为，民族国家从本质上讲是自我毁灭的，它们所孕育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毒，会导致独裁、经济危机和战争。避免这些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像美国一样的欧洲联邦，现在的欧洲国家地位如同美国的州的地位。

　　阿尔蒂诺·斯皮内利生于罗马，年轻时深受列宁思想的影响，1924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1927年他被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逮捕，后被监禁和流放，共达16年之久。1937年，他在流放地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而转变成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作为战时意大利的反抗派领袖，阿尔蒂诺·斯皮内利终身信仰社会主义无国界的信念。他于1943年成立了欧洲联邦运动(MFE)并担任主席，也曾任意大利国会议员、欧洲共同体成立后的执委会委员、欧洲议员，一生致力于欧洲统一。虽然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他不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欧洲联邦之梦，也终究没有实现。

　　　　一位旁观者的呼吁

　　战后第一位提出欧洲统一思想的当权者，不是欧洲大陆的欧洲人，而是一位岛国的欧洲人：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9月19日，他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向学生们以《欧洲的悲剧》为题目的著名激情演讲，重新鼓吹欧洲统一的重要。

　　在这篇演讲中，丘吉尔赞扬了库德诺夫·卡雷尔基与白瑞安的伟大贡献。他首先指出，民族纠纷是欧洲战争的根源，二战后，“黑暗的时代仍可能重现”。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类似美国的欧洲合众国。只有这样，亿万辛劳的人民才能重新获得使生活具有价值的快乐和希望。这个过程很简单。所需要的一切只是欧洲人民的决心。” 丘吉尔说。

　　不过，遗憾的是，丘吉尔并没有提出详细纲领，此外，他希望欧洲能够成立一个合众国，但是并不包括英国。

　　对于丘吉尔而言，英国并不仅属于欧洲大陆而也属于大西洋。二战的欧洲大陆国家均是输家，英国却是没有受到占领的唯一赢家。丘吉尔的谈话更像是一个战胜者对战败者的谆谆告诫。

　　没有参与就没有发言权，丘吉尔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中，只是留下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演讲稿而已。他虽然也是1948年5月召开海牙欧洲大会的参与者，但是终究是欧洲一体化的旁观者。

　　海牙会议决议之一是成立欧洲理事会，这是欧洲第一个跨国组织，并附设了欧洲议会，不过后来并没有运作。1947年6月5日，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推出，东欧国家选择往苏联靠拢，欧洲联邦已经全然不可能。冷战的世界逐渐形成，东西欧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西欧大家谈的已是美欧关系，而不再是欧洲合众国或欧洲联邦了。但是，欧洲的统派换了一个面貌再登上舞台。

　　　　一位实践者的策略

　　伟大的思想或许可以充实政治的内涵，但是现实政治却很少按照理想主义所设计的方案发展。库德诺夫·卡雷尔基、阿尔蒂诺·斯皮内利与丘吉尔的欧洲联邦构想，在冷战的时代，变得如此的梦幻。

　　欧洲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照理来说，人们应该像斯皮内利一样，重新反省民族国家的角色。但是，要西欧国家放弃已施行数百年的主权概念是谈何容易。人民如果不能相信自己的国家，又如何相信一个欧洲合众国？

　　1949年起的欧洲已经是另一番面貌，东西德分别建立，建立在西方的德国成为遏制苏联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另一方面，法国也看到，能够继续控制德国的时间也不多了，为了自己的经济，法国亟需要得到鲁尔地区煤矿等能源的部分开采权，而当时鲁尔工业区却是在鲁尔区国际管理委员会的管辖之下。

　　1950年春天，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刚刚结束，美国通过空中桥梁成功地维持西柏林生活达一年之久。著名的“舒曼计划”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

　　计划的策划者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而是一位来自法国科尼亚尼克的法国人，他出身在该地区的一个优质酒生产和出口商家庭，他的名字叫做让·莫内(Jean Monnet) 。他将计划交给了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

　　莫内的计划可能是迄今为止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基础的文件，但该文件却是以“舒曼计划”的名称载入史册。该计划的内容包括建立一个能够统一煤矿、铁矿、矿渣和钢等冶金资源的跨国机构。正如莫内所指出，这些东西，既是经济发展必须，也是战争武器的必要，将这些经济发展与战略物质统一交由法德管理，既可以发展两国的经济，也可以推进政治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控制了战略物质，未来将不会再有彼此的军事威胁。

　　从政治信仰来说，莫内是一个忠实的联邦主义者，这可能与他出身商人有关，他不希望欧洲土地再有战火，或许也正因为他是商人，他更能了解到循序渐进的重要。

　　“最重要的是实现一体化的目的，手段可以有弹性。一体化不应该只是主权国家间的简单联合，而是每个成员国都必须交出自己一些主权，成立共同管理机构。”莫内说。

　　做为一位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者，莫内非常强调建立机制的重要，“我们应留给后人的是一些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的生命力比个人的生命力加起来要大得多。这些机构若能好好地建立起来，就必可集人类智慧的大成，世代相传，永无穷尽”。

　　1988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发布行政令，将莫内的骨灰迁入位于巴黎拉丁区雄伟的先哲祠(Pantheon) 中。从此，莫内与鲁索及另一个欧洲的“统派”雨果等为法国和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永远地安息在一起。

　　　　新的梦想

　　欧洲统合的理念在欧洲历史上飘荡几个世纪，一直到1950年的舒曼宣言才具体架构了欧洲共同体的机构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欧洲煤钢共同体等机构的建立也真正地为日后欧洲统合打下了基础。

　　希望成立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很快得到西德总理艾德诺的赞同，随后又得到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意大利的支持。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开创了欧洲一体化的新纪元，它打破了只在国家间进行传统合作的传统做法，创造了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管理各国。而后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都是在这样的精神下运作。

　　共同体的构想，从此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它既不是联邦，也不是邦联，它可以算是欧洲精英在20世纪为人类政治联合体的另一项重大发明。今天，欧盟有了外长，有了主席，但是它的本质不变，仍然是一个独特的政治联合体。

　　1957年3月25日《罗马条约》签署，标志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但是，人们把欧洲日定在5月9日，就是在1950年的这一天，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发表宣言，建议成立欧洲煤钢联盟。

　　整个1950年代是莫内理念的欧洲。1960年代国家主义再一次进行反扑，法国的戴高乐再一次挥舞着主权国家的大旗，他要的是一个能够成就法国霸权的欧洲，而不是一个会限制法国主权的欧洲。

　　不过，潮流终究还是击退了戴高乐，法国与德国的新领导者在1970年代重新采取了莫内的新功能主义，接纳了英国的加入，大幅提升欧洲共同体的功能，欧洲议会也开始直选。1980年代最重要的是《单一欧洲法》(SEA)的通过，欧洲成为了一个货品、资金、劳务、人员四大流通的单一市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1年底签署，1993年生效，“欧洲联盟”(EU)这个名称从此正式登上舞台。

　　联邦主义者对于这样的结果仍然不满意，他们要的是一个有宪法的欧洲，而不只是联盟的欧洲。新的世纪，也让他们重燃新的梦想。2002年3月开启的制宪大会，经过长期努力，2004年6月，成员国共同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只要各国批准，欧洲宪法就会正式诞生。

　　又是法国，2005年5月公民投票否决了这个宪法，6月荷兰再补上一脚，证明了几百年所形成的主权国家概念，还是难以割舍。不过，欧洲的精英没有放弃，把欧洲宪法中一些敏感的文字拿掉，2007年9月重新推出《里斯本条约》。妥协后的《里斯本条约》最近终于通过。

　　新的欧盟，除了已经有象征共同认同的旗、歌与欧元，今天，又有了自己的主席与外长。我们已经很难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欧洲是否算是统一。从形式上来看是没有，如果从实质内容来看，他们已经有了共同的认同。统一的国家要做的事，他们不已经在做了吗？而且做得比主权国家还好。(作者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暨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