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击国际金融危机，20国集团(G20)已经相继在华盛顿和伦敦举行过两次峰会，各成员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也相继举行了各种会议，共商抗击危机对策。然而从一段时间来看，各项共识付诸实施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为重振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多责任。

　　落实进展情况不容乐观

　　此次金融危机把G20推上历史舞台，两次峰会成果能否落到实处关键要看发达国家是否一改过去“重口号、轻落实；多共识，少行动”的弊病，切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现实情况并不令人乐观。

　　首先，刺激经济的行动缺乏协调。伦敦金融峰会后不久，日本公布15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韩国出台购车减税措施，英国推出购车补助计划的做法都值得肯定，但是未见全球同步、协调的新一轮经济刺激行动。发达国家某些经济数据出现企稳迹象，各国缺乏进一步刺激经济复苏的动力。关键原因是：一方面美欧在经济刺激行动问题上意见分歧。美国认为，全球的首要任务是共同应对危机，主要国家在未来两年应拿出GDP的2%,用于刺激经济复苏。欧盟则主张将关注焦点集中在现有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上，对新一轮经济刺激提议表现冷漠。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公开指责危机源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缺陷和金融资本的贪婪，力主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以获得更多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而美国则千方百计力保正在衰落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都不愿意过多承担责任。本着“少付出，多索取”原则，它们只是希望从别国经济刺激计划中获取更多收益，而不愿过多投入，以免消耗本国财政资源、使财政状况恶化，更不愿本国经济刺激行动的成果让它国得益。这种极其自私的行为，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

　　第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存在重重阻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G20峰会的重要成果和共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保护主义仍然时有发生，WTO多哈回合未来走向仍未看见任何曙光。去年的G20华盛顿峰会提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美国在尔后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依然提出“购买美国货”条款，G20中有17个国家在短短5个月中就实施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在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与会各方再次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达成共识，但仅过五天时间，欧盟就宣布对中国蜡烛产品的反倾销税征收期延长5年。可见，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最大阻力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种转嫁贸易压力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对出口导向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冲击，加重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

　　第三，全球金融监管仍难实施。在G20伦敦峰会上，各国达成加强金融机构监管以重建信任的承诺，其中包括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扩大金融监管范围至对冲基金、信用评级、企业奖金、社会责任等。但是，近乎完美的金融监管蓝图在现实中很难实施和兑现。因为，全球尚无统一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共识目前还是纸上谈兵。另外，美欧在监管问题上分歧很大。欧盟是主张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急先锋，它们力主创立相应的全球监管机构，以避免类似危机的再度发生，由此提升欧洲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力。美国则认为，过度监管不利于经济和金融的自由发展，应对危机保持金融系统流动性是当务之急，加强监管会背道而驰。虽然G20峰会在此问题上已达成妥协，但是要真正实现全球性金融监管，将涉及各方利益博弈和经济主权问题，还是相当艰难的。

　　第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开始落实，但改革进程极为缓慢。向IMF注资5000亿美元是与会领导人在伦敦峰会上做出的承诺，是为数不多的具体实施计划的一部分。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后，IMF通过发行债券和吸收注资等方式正逐步落实5000亿美元的筹资安排。但发达国家“重注资、轻改革”意图明显，用“2011年进行IMF投票权重组讨论”的空头支票，来兑现当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IMF的注资。未来投票权改革牵涉多方利益，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提升是以发达国家权利的削弱为基础的，目前峰会对未来IMF改革的承诺只是将敏感问题延期化的一种做法。

　　第五，超国家主权储备货币与汇率稳定问题被漠视。虽然G20伦敦峰会计划于下一次会议讨论超主权国家储备货币问题，但目前G20缺少常设机构对此项议题设立讨论框架，只能等待下次峰会各成员国的各抒己见，该问题很可能成为G20峰会另一个华丽的口号。此外，对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储备货币汇率频繁波动的监督问题，仍未被列入G20峰会的讨论议题。因此，伦敦峰会后美元汇率再次剧烈波动就不足为奇，由此加大了美元资产债权国的汇率贬值、收益率下降和通胀高企的风险。

　　发达国家的责任不容推卸

　　正是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出现问题才引发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并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的泥潭。因此，它们没有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必须肩负起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任。

　　首先，发达国家必须摒弃利己主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朝良性共赢方向发展。美欧是世界最主要两大经济体，其意愿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二者在加强金融监管和刺激经济计划问题上应该进一步寻求最大公约数，而不应仅仅从自身利益得失考虑问题，必须要本着对世界经济负责任的态度，放弃分歧、紧密合作，共同引领世界经济早日走出低谷。发达国家还应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世界经济力量消长正在发生变化，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发达国家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充分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关切，通过协商与合作早日设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路线图，明确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具体进程，切实把G20峰会有关共识转化成具体实施细则。

　　其次，保持币值稳定，权利与义务需对等。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发达国家凭借储备货币地位，无任何约束地发行货币来获取“铸币税”带来的好处，占有境外持币国家的大量经济资源。在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仍需时日的条件下，它们必须在得到好处的同时承担起更多的义务，保持本币汇率稳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下，更要加强对自身财政、货币政策的硬性约束，避免通过货币贬值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危机，通过切实行动来保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储备资产安全。发达国家保持币值稳定，才能对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有效的强心剂。

　　最后，主动让渡部分经济话语权，促进国际金融体系健康发展。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历来拥有主导权，通过投票权、份额分配等方式牢牢掌握着决策权。然而，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变得不能单凭它们的力量可以应对或解决，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是唯一选项。G20峰会的召开本身就是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的最有力证据。因此，发达国家必须主动让渡部分话语权，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转变消极态度，放弃某些特权，无条件缩减所持两大金融机构的份额比例，与发展中国家一道重塑积极、健康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孙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