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学成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沈丁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副研究员 吕耀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于铁军

　　问：奥巴马将正式开始他的亚洲之行，这是他上任以来在亚洲的首次亮相。奥巴马为何会选在此时出访亚洲？

　　于铁军：总统正式的国事访问安排起来需要一个过程，访问时间的最终确定是多方协调的结果。美国总统在就任的头一年即正式访问亚洲，奥巴马是第一位。且奥巴马亚洲之行还是在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各种国内改革举步维艰、对外政策以阿富汗战争和反恐为中心的背景下进行的，更凸显了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尤其是东亚的重视。

　　刘学成：此次访亚是在奥巴马先后访问中东和欧洲之后进行的，表明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已经成型，致力于推进美国为主导、联盟国为核心、多重伙伴关系为架构的地区合作机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阴影仍然笼罩美欧而中国经济表现强劲有力的大环境下，在日本和澳大利亚高调抛出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共同体的喧闹声中，奥巴马现身东亚强烈暗示了“美国重返亚洲”的信号。

　　沈丁立：一是出于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对东亚部分国家进行顺访，二是对他执政将近十个月后的美国与东亚关系进行阶段性小结，从而烘托其成型中的亚洲战略。可以看到，尽管奥巴马政府相当重视亚洲在其对外政策中的分量，但其外交重点仍在欧洲和中东，对那些地区有着更为紧迫的外交议程。

　　问：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请问，与以往美国的亚洲战略相比，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有何不同？

　　刘学成：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多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洲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演变。奥巴马在亚洲地区不是实施“战略收缩”，而是“巧外交”下的“战略强化”。增进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凸显。美国权威情报机构不久前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强调了美国与新加坡军事合作的重要性，并称新加坡是美国最主要的区域战略盟友及军事援助对象。有专家指出，新加坡军队的持续现代化有可能使其成为美国围绕中国所构建的安全链中关键性一环。

　　吕耀东：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关注的外交热点主要集中在中东、欧洲和已持续数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对东亚关注甚少。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一改布什政府单边主义路线，淡化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倡导通过多边机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与亚洲国家的广泛合作。其亚洲基本政策是优先巩固盟友关系；对华接触而非遏制；在与平壤接触的同时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更加积极地同东南亚国家进行接触。

　　沈丁立：美国在传统上依赖同盟体系，因此历来重视与日、韩、澳和新加坡等盟国的安全关系。此外，随中国改革发展和国力提升，美国从对华遏制逐步过渡到接触与遏制并举的方针，并开始重视印度的作用。奥巴马上台以来，仍延续这一趋势，但其亚洲政策又有新特点：他的政府尚未在依赖日本和增进对华合作间做出取舍，但倾向于进一步加强中美战略对话与合作，对日对印关系却未同步升温。同时，日本新政府上台后，美国遇到了日本近年来首度对美日同盟有所冷待的情况，这已影响到美日之间的战略互信。

　　问：奥巴马上台以后，中美两国政府之间互动频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新政府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

　　沈丁立：美国当前正处内外困局。在此境遇下，奥巴马政府对华关系更趋务实，对华合作需求较为迫切，对华遏制意愿和能力均有所收缩。美国更认识到，在对美构成最严峻威胁方面(金融危机、全球反恐与防扩散问题)，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战略合作者。对处理气候变化和双边公平经贸关系，也须尊重实际，平衡双方利益。而对中国制度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核心权益，美国也将理智对待，以稳定对其极其重要的中美关系。

　　于铁军：在美国看来，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加强能源合作、防止核武器扩散、应对恐怖主义等跨国威胁这一系列问题上，美中合作都至关重要。但同时，美国对崛起中的中国仍不放心。前不久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推出一个“战略再保证”的新提法，大意是美国政府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和成功的中国，但中国同时也应该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将不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

　　吕耀东：中国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奥巴马政府主张以接触代替对抗，改变了过去以所谓民主价值观理念遏制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在金融风暴余波未平，世界经济曙光初现的形势下，加强与发展速度最快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在解决气候变化、核扩散、能源安全、疾病控制等事关全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美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问：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您认为面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新的调整，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吕耀东：巩固美日同盟关系是美国防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损害其“东亚利益”的有力保障，奥巴马政府决不会轻易动摇这一战略基石。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在朝核、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得到中国更大的合作。所以，在中日美三边对话机制问题上，中国不能太过偏重于中日美对立的一面，而要对三国间日益密切的利益关系加以关注，随着中国强大所带来的三国关系的变化与调整，以这一平台功能务实应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新战略，积极掌握东亚事务的主动权。

　　于铁军：首先还是应该做到知彼知己，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地应对，并使我方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其次要继续稳步开展我国的亚洲外交，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积极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第三，要加强对外沟通，增加交流渠道，拓宽合作领域，学习其他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及教训。为此，需要大力发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加强人文交流，夯实支持中美、中日、中韩乃至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刘学成：中国应以平常心态从容应对，在争取合作的过程中保持我外交的独立性，在常态的竞争和必要的斗争中掌握我外交的灵活性。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旗帜，致力于通过高层战略对话增加政策透明度，推动互利合作，谋求共处双赢。我们不赞成“中美共治”这种提法，这只是媒体轮番炒作和不愿看到中美接近的政治势力和人士的过度解读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美对话合作确保双边关系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而且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