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智利矿难救援中国人回顾:避难设计是生存关键(2)

　　【目睹救援】

　　救生舱先空载试验

　　新京报：救援持续了超过24小时，你一直在现场吗？

　　郝恒：是的，因为我必须随时待命，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新京报：据你观察，救援队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郝恒：12日，救援方在井口搭起了一个五个腿的架子，把卷扬机准备好，做了空载救生舱的实验。

　　10月13日，我5点就起来了，因为我也需要和救援队保持一致，在机器旁待命。

　　在正式救援前，救援队上下空载了三四次救生舱。此外，还要先送五名救援人员下矿井，为矿工检查身体，并讲解如何操作救生舱。

　　新京报：第一名矿工救援花了多久？

　　郝恒：第一次从放下胶囊到拉上来共花了将近50分钟。因为中间要等救援人员讲解怎么操作救生舱等，花了点时间。后来快多了，17分钟后就能放下去，快的9分钟就拉上来一个。

　　新京报：第一名矿工升井时，现场什么反应？

　　郝恒：矿工是带着特制墨镜出来的，大家都很激动，欢呼和掌声一片。第一个人顺利出来，意味着所有人得到救援的希望非常大，很多人都掉了眼泪。

　　我因为要守在驾驶舱里，没法出去和大家一起庆祝，就鸣笛表示祝贺。看到矿工和家人们抱头痛哭，我心里也特别激动，我从没类似的经历，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新京报：最后一名矿工升井，你们也才能松口气？

　　郝恒：还不行，底下还有五个救援人员呢。第二天快九点时，最后一名矿工升井，到了十一点才把所有人都拉上来。

　　那里昼夜温差大，晚上冻得厉害。但晚上光线有利于矿工眼睛恢复，所以晚上大家加班救援，一半以上的矿工是晚上救出来的。

　　【应急设计】

　　避难所、救生点起作用

　　新京报：这次救援成功，你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郝恒：我也和当地的救援专家简单交流过，我们都认为最重要的是开始被困在地下的17天，矿工们熬了过来，此后的救援就是时间长或短的问题了。当地矿道有许多针对矿难的设计，这成为矿工逃生和生存下来的关键。

　　新京报：具体请你介绍一下。

　　郝恒：我看过他们在矿道里的录像，圣何塞铜矿的矿道是弯曲的，连小型的卷扬机都进不去。专家说这样的好处是，除了暂时阻断坑道通路外，在矿内其他区域的人员不会立即遭遇掩埋窒息威胁。

　　矿道里井下紧急避难所，矿工就是躲在那里逃过矿难的。

　　此外，在矿道内每隔数十米就设有一个救生点，储存了水和食物。正是依靠矿井内多个救生点，加之经验丰富的工头对食物进行了合理分配，矿工们才坚持了如此长的时间。

　　这些都很有借鉴价值。

　　新京报：救援本身，有哪些你认为比较有特点的措施？

　　郝恒：我到的时候，救援通道还在钻挖。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通道同时开掘，分别使用的不同的钻头。我得知的是井钻和旋挖钻。这样，有一条钻通，矿工就可得到救援。

　　另外，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旋挖钻挖好的通道进行紧张排管的同时，在其他备选救援点，排管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即使在最后一名矿工被救出之前，备选点的施工仍在进行。

　　此外就是输送管道，这个细细的管道很早就挖通了，将食品和信息运至井下。我没见过输送管道，因为这根管道事关矿工生死，只有专家、个别救援人员和家属才能接近，平时看得很严。

　　【信息沟通】

　　政府每天公布救援进展

　　新京报：在矿工心理健康方面，当地救援队采取了哪些措施？

　　郝恒：为了消除井下矿工的焦虑绝望情绪，救援队将可实现视频通话的微电子设备送至井下，心理医生经常通过输送通道进行远程辅导，家属们也经常过去通话鼓励他们。

　　新京报：家属们住在哪里，允许随意活动吗？

　　郝恒：家属们集中住在矿井附近搭的帐篷里，由政府负担所有开销。他们不能随意进入救援现场，但救援人员经常开着大巴拉他们进去看以及与亲人通话。别的活动不限制。

　　新京报：到现场报道救援的记者有多少，对记者采访有限制吗？

　　郝恒：平时注册的各国媒体就有一百五十多家，应该是注册了就可以采访吧，经常有三四百名记者在救援现场和附近转悠。

　　但矿工升井当天，处于安全考虑，是限制记者采访的，除了国家电视台之外，禁止其他媒体到救援点附近。当地政府给记者画了个山头，我一眼望过去，满山头黑压压的，据说有将近2000人。

　　新京报：家属们情绪如何，是否会和救援方发生冲突？

　　郝恒：我到达时家属们情绪都比较平静。当地政府每天都发布救援进展信息。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发布的信息都是最保守的估计，正常救援速度都高于保守估计。所以，救援速度经常出现突飞猛进，家属们都备受鼓舞。

　　家属们和救援人员没什么冲突。救援队经常把他们集中起来，介绍救援方案和进展，包括一时不顺利的原因。许多心情急切的家属也就理解了。

　　救援方案也会考虑到他们的心情，例如选了效率最高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