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用哲学破解人权分歧 欧洲对华偏见渐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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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老子和尼采握手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崇防发自布鲁塞尔 “反者，道之动！”“这就是生命吗？好吧，那就再来一次！”东西方两位分别走向不同极端的智者——老子和尼采，金秋10月在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三层的一间会议室内实现了跨时空“握手”。

　　这是10月6日举行的首届中欧文化高峰论坛现场。为期两天的论坛由中国文化部、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总司和教育文化总司共同主办。开幕式当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一起出席论坛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意味深长地发表演讲说：“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济交流更深刻。”

　　与会者频频点头。虽然近年来，中欧在政治和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但双方社会和文化交流仍很有限，在人权问题上也分歧明显。那么，首届文化高峰论坛，能否使双方从思想和哲学的层面探究造成分歧的根源，共同破解在人权问题上的“误读”？

　　东西方文化有交互

　　中国知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对此乐观期待，出生时代相距约2400年的老子和尼采正是一起出现在他的演讲中。“这两位分处东西方的、对后世都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由于时代、文化背景和个人的性格不同，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观。”裘锡圭说。

　　但这位中国学者同时指出，中欧文化看似千差万别，实际也有很多“共通之处”。他将老子与尼采的思想进行比较后发现，两人都“反传统”，所给出的宇宙运动的图景“颇为相似”。“他们的思想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在发言中这样描述了东西方文化“握手”的场景：“有时候，你都不得不惊诧于人类的认知力、理解力和自身的感受力是如此的相似。”她举例说，《论语》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在《新约·马太福音》和《路迦福音》里也有类似的表达。

　　这次论坛云集了来自中欧各地的30多位知名专家。意大利著名学者和作家翁贝托·埃科、法国著名学者朱莉娅·克莉斯蒂娃、以及中国学者赵汀阳、陆建德等也都在会上发言。他们围绕“世界观”、“现代化”和“美学”等三大主题展开讨论，聚焦“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文化和不同世界观如何在差异下并存”等热点话题。

　　论坛主办方表示，中欧要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在做好一般性文化交流的同时，还应加强在思想、哲学等更高层面的对话与磋商，不仅对文明多样性以及跨文化交流等进行研讨，也需围绕民主、人权、价值观等影响中欧双边关系的深层次文化问题展开正面交锋。

　　围绕人权的会场“交锋”

　　根据主办方的设计，研讨将直接碰触双方之间的价值观、政治制度、民主、人权等敏感话题，希望通过辩论来激发更浓烈的探究对方文化的欲望，进而共同寻求化解分歧的途径。

　　会上，主持会议的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总司副司长荷夫·乔安颇带挑动意味地说：“前面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显然谈不上激烈，希望稍后举行的自由讨论能够火药味更浓些。人权问题可以多谈一些。”

　　这句话果然切中“要害”，中欧学者纷纷亮出自己的观点，展开正面交锋。辩论从中欧在文化上的“误读”、对人权理解上的差异、以及双方语汇和语境的不同等三个层面展开。

　　意大利哲学家和作家翁贝托·埃科率先发言，他指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欧文化交流存在“缺憾”甚至是“误读”。他说，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却很难真正融合。欧洲和中国在相互了解方面还存在“不平衡”和“不对等”。据他观察，在中国的书店里能见到大量西方哲学家、批评家和作家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但中国此类的书籍却极少被翻译成欧洲的语言出版发行。

　　周弘则表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世界观有明显的不同。欧洲人更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人却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欧洲人通过上帝或者抽象的观念论证现实，中国人却通过现实总结规律。

　　“在全球化时代，中欧之间的各种联系急剧增加，人员交流、物资往来、习俗影响等与日俱增。但是，欧洲人继续从上帝赋予的规则看世界，中国人则从和谐的社会规则看世界。所以，我们之间的误解难免随着交往的增加而增多。”她说。

　　具体到人权问题，中国学者强调，民主和人权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都需要通过法律进行约束和规范。东西方因各自不同的文化、历史、地理环境、发展阶段等而对人权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民主形式本来就是多样的，不能将人权过度地抽象化和绝对化，也不能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否则人权只会沦为虚伪和虚空。

　　欧洲学者听完他们的发言后，立即解释了各自立场。拥有保加利亚和法国双重国籍的知名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说，欧洲文化正在复杂的道路上行进，但它绝不是“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名词。“中国人不认识我们的上帝，但这不应成为双方交流的障碍。中欧都认同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对它们的定义也在发生着变化。”

　　同时有西方学者强调，探究人权问题尤其要注意到各自的语汇和语境。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是“两回事”。但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却是同义词。对此，中方学者表示认同，但强调双方进行文化交流的语境和语言体系应该“完全平等”。

　　经过两天的发言和辩论后，学者们仍显得有些意犹未尽。一位比利时艺术家会后拉住记者询问如何用汉语称呼中国学者的名字，他说“想私下再找他聊聊”。一些欧洲学者开始恍然大悟，“中方正在通过文化高峰论坛发出一个宣言：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重商国家，而是追求文化立国。”

　　欧洲对华偏见渐有改观

　　两天的思维碰撞显现出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不小分歧。一方面，“老欧洲”的“没落帝国主义”守旧思维、欧洲人爱做“教师爷”的传统、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幽灵仍在。所有这些集中反映在欧洲动辄拿人权问题对中国说三道四、甚至直接施压等具体做法上；另一方面，欧洲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近来也发生了一些转变。

　　例如，一贯在人权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欧洲议会议长布泽克今年7月初在向议员们介绍其5月访华情况时表示，他在欧洲议会内“听到的”与在中国“看到的”有很大的不同，欧盟要想保持与中方的良好合作关系，就不能在人权问题上“施压过重”，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应该对话而非对抗。尽管布泽克向议员们强调，他不会在人权问题上软化立场，民主、人权、法治等仍将居于欧盟对外关系的核心，但他同时强调：“中国是独立国家，如果我们要想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就必须要相互尊重。”

　　6月中旬，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也向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强调说，虽然人权是“普世原则”，但并没有“万能模式”，欧盟并非是经济、政治的唯一成功者，推行人权外交应该务实。她建议欧盟在处理人权、民主等问题上做得“更聪明些”。

　　当然，在欧洲内部也还有另一种声音。英国上院议员、欧盟委员会成员洛德·特沃森说，“中国是世界上脱贫最成功的国家”，但始自1995年的欧中人权对话“效果十分有限”。他批评欧盟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空谈价值观，没有对华采取具体的施压措施，今后应加大人权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分量，使中欧人权对话更加透明。

　　中欧交往中的大多数人士认为，面对中欧人权对话所面临的困境，双方应建立机制化的思想和哲学对话，以逐步奠定相互信任的基础，最终实现有效的“突围”。

　　学者期盼“中西合璧”

　　而首届中欧文化高峰论坛的成效已经获得了好评。周弘的评价是“总体效果不错”，但她同时强调，此次的交锋仅仅是个开始，寻求共同点也非一两天内就能完成，后续工作要“细水长流”。

　　参与筹办这次论坛的中国文化部官员也告诉本报：“这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后面的章节更多，也将会更精彩。”

　　有关人士认为，就中方来说，举办这样的论坛关键是要把政府的长处和学术机构的优势结合起来，把政治性和专业性结合起来，要注重在国内和国外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参与交锋的中方专家，不仅要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还要熟悉对方“辩手”的特点，善于运用其语汇和语境。

　　欧洲学者也认为举办这样的文化交锋“恰逢其时”。克里斯蒂娃强调，要尽快提高哲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影响，否则，继金融、经济、社会等危机之后，还会出现第四种危机——文化危机。她说：“文化是帮助人类重新找到灵感的重要途径，文化交流应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这位学者认为，突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是将各种文化简单堆积，互不交流，互不理解，这样就会使文化流于“平面化”。文化更不能沦为“政治的装扮”和“市场的产值”，否则就难以摆脱“庸俗化”。

　　“欧洲文化是现代人权理念的奠基石。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种文化下的人民都应该考虑能从对方学到什么。欧洲不能照搬自由放任的‘美国模式’，而应该更多地强调集体的概念。我们也在认真地研究和学习中国的思想和经验。”克里斯蒂娃说。

　　据了解，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今后有望每年举办一次，由中欧轮流“坐庄”。“通过对话，‘西方模式’绝非是值得效仿的唯一模式，‘中国模式’基于自身特有的文化，‘中西合璧’将是一个更为强大的机体。”一度在研讨会上“煽风点火”的乔安让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