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冷静对待中日“逆转” 全民中产最感自豪(2)

　　全民“中产”

　　在过去的42年中，日本人最引以自豪的是他们建设了一个全民“中产”(也叫做一亿“总中产”，因为日本有一亿多人口)的国家。

　　1979年，大平正芳当选为内阁首相，照例是要有一个回答记者提问的时间。记者的提问大都在日本政治、经济方面，偶尔也会提一些关于首相个人的问题。

　　有记者问：“大平先生现在是一国的首相了，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经济地位？”

　　“我觉得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大平正芳说。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产成了日本最普通也最能获得支持的一个词。说自己中产既是求得共鸣的最好方式，也多少显示出了日本特有的自豪。这和后来1980年代出现的土地价格飙升，一部分人开始占有大量的不动产成为豪富，以及再后来出现的IT暴发户，那种在东京市中心盖一座只供自己一家人住，面积却要有上百亩的情况大为不同。

　　自从1970年代开始，议会中，在野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等不断向执政的自民党发起猛烈的攻击，说他们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各个方面出台的政策不利，随时要取而代之。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也让自民党不得不注意社会福利体制的建设。

　　中小学9年义务教育在战后已经普及。日本的义务教育实际上就是免费教育，本来全年的学费、书本费只相当于普通工作人员几天的工资，对于收入少，纳税少的人则是全部免费。日本说的义务，更多的是指家长必须让自己的适龄孩子进入学校学习的义务，如果孩子没有去学习，法院将会追究家长的责任。

　　高中的费用同样不高。众多的大学生是靠勤工俭学来上大学的。“我们的邻国正在搞政治运动，我们这些大学生听说后，也开始谋划日本文化大革命。大学准备提升学费的时候，我们全校学生行动了起来，共同反对提高学费。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很少有学校敢单方面涨学费的。不像现在，大学说涨就涨了。”已经是一家上市企业的总裁森协先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日本早在1961年就已经设置了“国民皆保险”制度，保险的费用与个人的收入挂钩。收入高的人，缴费高，收入低的人只需交纳相当于普通人打几个小时工的工钱。看病报销，缴费高的人报销的比率也高；缴费少的人，通常只报销30%。日本医疗费极为昂贵，但日本人照样看病，很少听说因为没钱而看不起病的。

　　日本最不成功的可能是他们的住房政策。“总中产”日本人，不论在东京还是乡下，其标准是有一套二层小楼。于是人们看到的是轻轨走上几十公里都是连绵不断的二层住宅，楼宇楼之间缺少绿地，公路两旁没有树木，从高处向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望去，下面的住房如同碎片。走近看时，虽然外表精巧，但大都是使用寿命三、四十年的廉价房子。公房不是没有，但在民间鼓吹“官不得压民”的时候，公房房租要高出私人出租价格，这样给民间留足了赚钱的余地。

　　毫无兴奋点的“梦”

　　在基本实现了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人人有保障以后，良好的社会条件开始让日本变得“内向”。

　　1993年日本GDP规模在4.8万亿美元，其后的17年中，虽然也有超过5万亿的时候，但基本上被固定在5万亿美元上下。从1977年到1989年的十多年时间，日本GDP实现了翻两番，其后则是长期停滞。

　　但是这期间，日本GDP维持了世界第二的规模，这与日元升值有着很大的关系。196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产业升级要大大超过欧美，日本经济发展形势也要好于其他国家，这带来了1980年代以后日元汇率的一路飙升。

　　《产经新闻》等日本报纸，喜欢把日本的邻国描绘成坐在火山口上的国家，靠这些来凸显日本的平和、稳定。一位3次来中国赴任的日本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机关，想找几个肯到外国工作的人都非常的困难。并不是语言问题，是很多官员对去外国工作没有兴趣，不愿意到外国去。结果是我这样的人要反复来中国工作。”

　　去美国会不会好一些？情况同样很糟糕。美国哈佛大学应该是很不错的学校，但是2010年仅招收到了5名日本留学生，同一时期招收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463人，韩国也有314人。“很多人对上哈佛都没有兴趣了。过去官员们会十分愿意去美国读书的。”上述日本官员说。

　　8月15日，日本产业能率大学做了一项调查，在问到400名18～26岁刚刚进企业工作的人是否愿意去外国工作时，49.0%的人立即回答：“不愿意。”可以挑选国家的话，24.0%的人表示可以考虑。

　　在日本上名牌大学，毕业后进大企业，一生在一家企业里工作，最后在日本安度晚年，这些成了日本大多数人的毫无兴奋点的“梦”。2010年年初，野村综合研究所对1万名工薪阶层的人做了调查，在回答“你是愿意在大企业里工作一生，还是在有很好的条件时自己创业？”这个问题时，20岁的人只有27%表示可以考虑创业，30岁的人也只有39%的人选择了创业。

　　在日本经济从复兴走向繁荣，拿下世界第二把交椅时，曾经有诸多的日本企业家脱颖而出，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很少能够找到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日本企业家了。不仅是企业家，在媒体特别发达的日本，我们也很难举出一位记者、专栏作家的名字。

　　当日本就要交出其GDP世界第二的位子时，也许发现这42年日本构筑了稳定的物质社会基础，而其精神文化则需要跨越“内向”，在今后的国际社会中逐步构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