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8日电 香港《文汇报》近日采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曾荫权看窗外时晴时阴，他笑着提到《时代》周刊新一期的封面故事为香港“平了反”，更认为香港的未来是“晴天有云”：“这是《时代》对香港未来最好的描绘、最高的评价，要知道，他们描绘美国、中东、欧洲，可都是‘一片黑云’。我想，他们对香港的前景真是十分看好。”曾荫权心直口快。
一直把《香港已死》这篇报道放在办公桌上，时刻提醒自己的特首曾荫权在接受采访时，对《时代》为香港“平反”感到高兴，但也坦言香港不能自满，全球经济急速一体化所带来的挑战、贫富悬殊差距拉大的警号、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医疗社福开支压力、政制发展持续20年的争拗不休，凡此种种都不能轻视，当局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当然，《时代》也强调今日香港是“晴天有云”，前景仍受许多不明朗因素影响。曾荫权对此完全同意﹕“晴天有云，是给香港打了80分，可说是最高的评价，甚至可能有点过了，我自己才给香港今天的形势打70分。”曾荫权不是过虑，而是看到了《时代》周刊可能忽视了的一些潜在问题。
他毫不讳言就任特首两年来，发线后移、白发增多，日日工作繁重，难免感到疲累，但信心十足地说：“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得了，希望这句话不是我自大的说法。”只是细数得失，他会为路过的的士司机忽而摇下车窗，说一句“曾生，我支持你”而开心得“见牙不见眼”，连番笑谓：“由心里甜到落脚趾”；复又为家人因自己的身份要承受巨大压力而感触叹息：“我想没人乐意做曾荫权的子女”……
近距离见证特区十年的成长，曾荫权感触尤深，随回忆的起伏，一向感情丰富的他语调时而沉重，时而昂扬，时而哀伤：“十年的风风雨雨，让人难忘的事情那么多，真可说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金融风暴、非典疫情、05年政制改革不能成功，这些涵盖经济、民生及政治等范畴的重大事件，对我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考验，也是特区十年走过的一个个重要的里程碑。”
非典重创 最痛也最自豪
十年里，最感痛心的是夺去299条港人性命的非典一役。曾荫权认为，这几十年来香港虽屡经波折，但即使是98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杀伤力都不及非典(沙士)：“香港人都会同意，沙士是我们最大的考验和创伤，也是我们最可引以自豪的回忆—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时刻全民一心，更有台前幕后的英雄舍己为人。在这场影响全球多个地区如加拿大、台湾及新加坡的战役里，香港市民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精神及高质素，值得我们自豪。”
他指出，非典过后，香港经济迅速回复正轨，城市的清洁程度在疫情前后有强烈对比：“直到目前为止，香港仍是亚洲最清洁、卫生的城市之一。医疗架构亦趁机作出了改善，对于预防类似的大规模的传染病，我们的预备工夫远比以前充足。当然，预防工作是没有完美的，但根据世卫报告，我们是区内的表表者。”
市民幸福 最累但最开心
05年接任特首，他战战兢兢，感到无限光荣，并直言：“不止是因为我连任特首正值香港回归10周年，更重要是国家及香港人对我的信任，这当中附带了很多新挑战及责任，是巨大的使命。”竞选特首时，他以“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自勉，如今他仍坚守这个信念，认为是每一个地方领导人必须具有的心态：“压力不在于委任状上的几个字，而在于工作的岗位，要以无畏的精神，克服任何困难，把市民及服务对象的利益放在首位，市民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十年里，既有痛苦的磨练，也不乏开心的时刻。曾荫权自言是个“简单的人”，令他感到开心的，往往都是些简单的事情：“有时坐车，有的士司机摇下玻璃窗对你打个招呼，游客能叫得出你的名字，笑着对我表示支持，都能令我从心里甜到落脚趾。”一提“开心事”，他顿时神采飞扬：“香港有个女仔打乒乓球打得好，我开心；另一个选手打羽毛球打得好，我又开心；金宝踩单车踩得这么叻，我好开心；国家航天员圆了中华飞天梦后来港访问，我更加开心；见到经济复苏速度快，可以早两年达致预算平衡，又是一件开心事；香港股市的集资能力超过纽约，令人大受鼓舞；CEPA落实，尤其是个人游的成功，内地游客现在占来港旅客的一半，又是很值得开心的事。要知道，其中好多件，都是‘一国两制’的成功见证。”
“一国两制”显成绩
年轻一代要“攻心”
说到“一国两制”全面地成功落实，他认为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无疑2007年港人对国家的认识及认同，与1997年时已有天渊之别：“一国方面，可见到两地交往频繁，在几次大挑战中，国家如何无私地帮助香港，港人都看在眼里，更加明白到‘一国’的重要性。又如香港人讲普通话的水平，与97前真是不可同日而言，连我这种讲得‘论论尽尽’的，到今天沟通也已经没有问题，当然还未达到让人完全可以接受的程度。”他续称，“一国”意识提升，“两制”亦见成功落实，这是世界公认的成绩。
但他强调“一国两制”是个巨大的工程，相信要一、两代人才能完成，特区政府致力加强国情教育，但亦明白社会上总有些人不满现状，甚至希望回到殖民统治年代。他以电影《墨攻》为例，指出“中国人深谙军事兵法，对于策略、攻守的考虑都有独到之处”。电影令他产生一种新思维，“攻心为上”，要给年青人时间，透过包容、同情的态度，处理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和不满情绪。 (邱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