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0日电 朱德庸坐在一幅画有鲜艳金刚鹦鹉的装饰画下，语速飞快地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提出的问题；荒谬”是这个下午谈话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

　　“……这简直是个笑话，我需要这样吗？记者们问我重复的问题，我一次次地回答，回头想想，其实挺可笑的。拍照也一样，每个记者都很努力地拍，但是选出来的都是最丑的一张！我的书也变得很陌生，这还是我的书吗？这实在是很荒谬的事……”

　　朱德庸坐在一幅画有鲜艳金刚鹦鹉的装饰画下，说起一个荒谬的经历。

　　白领是不戴镣铐的奴隶

　　朱德庸说，几个月前台湾一份对上班族的问卷调查说，60—70%的白领认为他们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乞丐或者穷光蛋。消息来源说，台湾如此，世界上别的地方恐怕也差不多：白领就是一群穿西装打领带的奴隶。

　　跟古代那些穿着破裤子，戴手铐脚镣的奴隶没甚么不同，只是这镣铐是无形的。他的理由是——“本质是人为什么要发明上班这件事？上班本身就充满了荒谬。人在最精华的年代，一天8小时地干活，生下来那么辛苦，好不容易长大，难道就是为了要上班？这本身就是荒谬的。上班代表着什么？难道人从出生到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成为一个白领？”

　　最反对打卡制度的朱德庸也曾经上过班，但那四年里他感觉很不快乐。似乎什么都很好：工作是《中国时报》的金饭碗，身份是每天工作2小时没有人管的自由人，生活是照着之前轨迹和速度那样过日子。可为甚么还会不快乐，感觉自己要疯了一样？“我不快乐是因为我变成大人了，那么快速地变成大人，所以我立刻跳回小孩的世界。”

　　“那几年我曾忘记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违背了我的本性，于是就辞职不干了。因为把这部分拿走，我就和其它庸庸碌碌的人没有两样，因此我选择一个有记忆的生活。时代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不能再成为小孩，但是可以重新找回小孩的心态。一周做两天小孩，一天做几分钟小孩，让你心中的小孩一点一点活过来，小孩的本能是趋吉避凶的，永远只会选择对他最好的人生。”

　　画跳楼：最是生死一瞬

　　稍微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朱德庸很乐于、并擅于表达“跳楼”(或坠机)。在《一个女孩自杀的全过程》、《死亡瞬间人所想到的》、“自杀三人组系列”的漫画里，现实过程仅几秒钟的跳楼，成了一个人诗意坠落并回顾前半生的机会。

　　朱德庸用结婚和跳楼做比较，“结婚是很私人的，是我与另外一个人的事情；跳楼更是个人的事，一切的感受认知都只有我一个人，很好玩。我觉得跳楼本身就很戏剧性，是生与死之间的过程，有许多东西可以谈—在几秒钟里，放进很多荒谬的事情。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介意的？你在想什么？”

　　　关于死亡的话题，没有一次能进行得如此有趣。朱德庸说他从小对死亡抱有如外星人般的好奇心，他回顾自己第一次感受到死亡是小学一年级，那是一个周日，他迷迷糊糊地爬上爸妈睡的大床，想继续再赖一会，却不料哥哥脸贴着脸对自己说：“婆婆死了。”什么是死？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第二次是舅舅死了，躺在殡仪馆里一张有轮子的铁床上，身上罩着一个很大的好像家里夏天盖菜的纱罩，只不过更长更大。舅舅的脸色很灰暗，和印象中活着的他很不一样。又一次，大街上死了一条狗，人们围拢了在看，等他们都走了朱德庸还在那里看。在他年幼懵懂的心灵里，“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你有无感觉，”他反问记者，“一个人死亡的那一瞬间便不再是他了，死亡的荒谬性特别大。有些死亡是被迫的，而跳楼是自愿的，被迫与自愿之间存在差异，可以画。”

　　贱好男人 & 偷窥狂

　　在一次台湾的抽样调选中，朱德庸和马英九名列新好男人榜上明星，“其实这全都是狗屁，都是商人们的花样。这样他们卖房子卖车的时候就可以说：这是新好男人的选择，或者这是新好男人太太喜欢的。所以我说我是贱好男人，新好男人算甚么，我要比新好男人更露骨更那个，我要做贱好男人……”

　　做“贱好男人”是为了嘲笑“新好男人”，朱德庸一本正经地说，“贱不贱是天生的问题，不是选择的问题。大概有98%的人违背他自己的意志，不愿做的事仍在做，不爱上班还要进办公室，不是贱吗？娶的老婆嫁的老公不能令自己愉快，还要给别人打电话倾诉‘倒垃圾’，不是贱是甚么……”

　　　除了“贱好男人”，他还承认自己是一个偷窥狂。漫画是虚拟的，却是建立在真实的世界之上。一些人说朱德庸的漫画太夸张了吧，又有些人说朱德庸好像住在我隔壁，否则怎么那么真实？偷窥能够发现真实，朱德庸说自己就是一大偷窥狂，而他的读者是一群小偷窥狂。网络上只有偷窥狂和暴露狂两种人，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开Blog呢？暴露狂勇于摊开自己的真实，偷窥狂们也利用这个管道大行偷窥之事。

　　　“偷窥一方面是我的乐趣，另一方面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此热衷于偷窥，躲在每个四格漫画的小窗户后偷笑，却能用最健康的方式贴切地表达，缀连起来一个以若干四格漫画映射的荒谬的众生世界，我不禁感慨，这实在是上天最不荒谬的安排。(文：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