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六月二十日电　题：《明报》老总眼里的新闻自由

　　中新社记者　董会峰

　　“你找张健波这样不听话的人做总编辑，《明报》能否过渡‘九七’都成问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位香港资深媒体人士对张晓卿(《明报》大股东)说。

　　张晓卿随后当面询问张健波的看法。张健波答：“在香港办报，不是讲听不听话的；最重要是把握时代脉搏，找事实，讲道理，拿捏好分寸。”

　　十年过去了，当谈起这件往事，张健波说：“我是一个有话直说之人，在新闻界有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可以告诉你，回归十年，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目前依然是华人社会中言论最自由、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我在‘九七’回归前十年加入《明报》，至今回归十年，见证了《明报》编辑部在回归前后的变化——《明报》编辑部现在享有的编辑自主权，堪称二十年来最高。”

　　新闻界曾有两大担忧

　　张健波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九七”回归前，香港新闻界有两大担忧：一，香港回归后，还有没有新闻自由？二，市场竞争和利益驱动之下，“煽色腥”会否在报刊泛滥成灾？

　　“回归十年来，大家的第一个担心并没有发生，基本上新闻自由没有多大转变。媒体独立运作、自主经营，该赞则赞，该批评就批评。有美国同行来问我，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十年来变了没有？我说，你去九龙尖沙嘴或铜锣湾看看那些标语和口号，就明白今日香港有多么自由了。”

　　“不过，从大学进行的民调看，有两点值得我们省思：一是媒体的‘煽色腥’情况依然严重，以至媒体的公信力不断下降；二是部分市民、新闻业者感觉媒体的自我审查比以前有所增加。”

　　“商人办报未必不好”

　　随着去年《信报》易主、创办人林山木(林行止)淡出，有人形容是香港“文人办报”年代的结束。对此，张健波说，很难去评论，因为何谓“文人办报”、何谓“报人办报”，概念模糊，众说纷纭。

　　“商人办报，未必就不好。关键看这个老板是怎样一个人。是一心赚钱，还是有所理想，兼顾社会公义。香港有线新闻台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是商人办的，但按照新闻规律办事，新闻报道有声有色。”

　　“就《明报》来说，老板(张晓卿)人不在香港。他定下编辑方针，总编辑负责执行。目前，编辑部拥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自主权，是二十年来最高。”

　　“在香港办报、办媒体，一看老板，二看市场。但新闻工作者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如何。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资讯发达，记者应在保持冲劲的同时，提高自身质素和写作水平，加强对国家、对国际问题的研究。”

　　“向左走？向右走？”

　　举凡媒体，皆有立场。传统上，香港媒体依政治立场不同，分为左、中、右。

　　张健波说，香港回归后，媒体一定程度上面临“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十年过去，大格局未变，依然是中间报纸数量最多。

　　“《明报》创办四十八年，坚持做一份中立的报纸，不表示对政治无立场。比如，《明报》坚持民族立场，反对分离主义；同时反对战争、反独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有人说我们在特定议题上中间偏右，陈水扁则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报纸。”

　　“媒体最重要的，还是能否坚持是非，追求客观，不公器私用。”

　　“就左派报纸而言，也可以办得很好看。《文汇报》近年来的努力令人称道，其转型不但见乎版面设计，还在于报道内容和社评的深化。”

　　下一个十年

　　“十年之后，香港传媒市场会变得怎样？”

　　面对记者的问题，张健波想了想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现代科技、互联网的发展，让人“永远想不到”。

　　他说，过去十年，香港媒体有两大变化和冲击：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发展模式和读者群体；免费报纸异军突起，三份免费报纸日发行近百万份，直逼十多份传统付费报纸的总发行量(约一百二十万至一百四十万份)。

　　张健波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纸本，用笔画出一个二00七至二0一七发展示意图。他说，未来《明报》的传统读者或减少，但明报新闻网站则呈现点击率、广告收入节节上升之势。

　　七个收音机

　　张健波系明报“三朝元老”，先后担任查良镛、于品海、张晓卿时代的总编辑或执行总编辑。“这三位老板各有所长。论才华、勤奋，查良镛先生令人尊重，今天在香港还没有第二人。”

　　每天，《明报》编辑部要开四次会，策划、商定次日的重点新闻及评论。“除了开会，我每天必不可少安排二、三个小时的‘传媒消费时间’。十年前，我订阅十份报纸，后来减至七份，现在只有两份。如今更多的时间，是上网看新闻。对我来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新闻不断在发生。我中意这份工作，如饥似渴，在追求事实真相中得到满足。”

　　张健波透露，他在新闻上“中毒”很深。为了随时了解、捕捉本港、两岸及国际新闻，他在家中不同的位置摆放了七个收音机，包括洗手间，随时打开收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