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张有效选票中，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获得150张赞成票。她是继布伦特兰之后该组织的第二位女性总干事，也是首位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最高职务的中国人。

　　2006年11月9日下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以秘密投票方式通过了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七任总干事的任命——159张有效选票中，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获得150张赞成票。她是继布伦特兰之后该组织的第二位女性总干事，也是首位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最高职务的中国人。

　　有趣的是，当时参与竞选的13人都被英国杂志盘点了一通，唯有中国推荐的陈冯富珍没有履历表式的介绍，而她在“非典”期间作为香港地区前卫生署署长接受香港地区立法会问责而痛哭的事实却成为介绍她的第一句话。

　　的确，与其他从政的女性相比，60岁的陈冯富珍身上表现出来的温婉慈祥的特质尤为明显，她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喜欢化妆，每次会见客人，从衣着到仪态，都会精心设计。如果有报纸刊登了她的靓照，她还会嘱咐同事联络报社买下相片以作留念。她还喜欢跳舞，而且据称舞姿也相当曼妙。她在加拿大求学的医学院主任，第一次见她便说“你也许更应该成为一名家庭女性，而不是一名医生”。

　　但是，两次疫情却把陈冯富珍推向与公众对话的前台。

　　1997年香港地区爆发H5N1禽流感，时为香港地区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果断地向特区政府提议杀尽全城鸡只，当年即宰杀了130万只家鸡，有效地阻止了H5N1禽流感病毒向人类传播。目前，“杀鸡法”已列入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推荐处方”——任何地方出现鸡只感染禽流感，最有效的处理方式就是把鸡只杀光。陈冯富珍也因此被当地媒体戏称为“杀鸡”署长。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让本已退休的陈冯富珍，再次走进公众的视线。这位温文尔雅的女士用丰富的医学经验，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果断而勇敢地承担起抵御“非典”的责任。有媒体对她评价说：“在那场灾难面前，她作为一名女性官员，沉着、果敢、细腻的个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在“非典”影响还未完全结束的2003年夏，陈冯富珍即辞去香港地区卫生署署长职务，赴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任人类环境保护司司长，领导世卫组织环境卫生工作。

　　在陈冯富珍的同事眼中，她精力充沛，对工作充满热情。宋允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籍职员，也是陈冯富珍的邻居，他将陈冯富珍的敬业归结为她所受过的英国式绅士教育，“她非常懂得公关和交流，与媒体之间是这样，和同事之间也这样。”

　　禽流感事件对陈冯富珍影响也很大，她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官员作风式的这种“吃鸡说”实际上于事无补。在之后处理“非典”危机时，禽流感的经验教训使陈冯富珍更成熟——有观察员指出，“非典”之后，陈冯富珍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有政治头脑的公务员，而在世界卫生组织，除了业务和管理，政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宋允孚有时候会想起2004年，陈冯富珍到世卫组织工作一年后，对他说，“我现在懂了很多，关于预算、人事和其他方面，这真是个很好的锻炼。”

　　又过一年，陈冯富珍被提升为世卫组织传染病部门助理总干事兼大流行性流感总干事代表，领导世卫组织支持国家对大流行性流感的准备工作，并协调全球对禽流感及其他传染病爆发的应对；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对传染病的监测和应对，以及被忽视的热带病及有关的研究和培训。专业人士说，这种从司长直接任命为助理总干事的现象在世界卫生组织是很少见的。

　　在世卫组织任职21年的原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胡庆澧则更佩服这个说话快而干脆的女人看问题的敏锐。在联合国及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做热带病规划25年的评估时，胡庆澧说，刚开始谈时，陈冯富珍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但等谈完后，陈冯富珍立刻敏锐地抓住“成绩在过去很大，但不是现在”的要点。胡庆澧曾在世卫组织挑选人才，“这里五六千的工作人员，不同职务的人要按学历、经验的高下才可以排到进入讨论的日程。而作为一个联合国的机构，相对于满员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缺员国家的工作人员是鼓励进到WHO的。但很多人进了WHO，都只能做一个专业的小部分工作而不能被赋予重任，而陈冯富珍表现出来的真是一种才干。非常出色。”

　　曾在“非典”期间参与世卫组织对陈冯富珍考察活动的钟南山院长，则如此总结道：“她能当选为世卫组织总干事，有赖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府的支持——这表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二是她身上东西文化结合的特点。”

　　具体而言，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方针和策略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点上，陈冯富珍既是中国的代表、东方的代表以至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同时，她又接受过西方的教育，有在西方、在联合国工作的基础，了解西方的工作习惯和方式，因而将来在东西方国家诸多事务的沟通方面，一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记者 兰红、实习生 张佩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