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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广受好评，他认为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观影人数；艺术最珍贵的地方是真实表达自己的体验，这正是中国艺术最缺乏的。

　　煤矿工人韩三明从山西来到三峡，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当摩托司机带他来到“四川奉节县青石路五号”的时候，两人面前只有茫茫江水。司机指着水中间一片长草的小坡，说，喏，就是那里。外地的韩三明一脸迷茫，本地的司机却露出习惯性的嘲讽：你没看新闻啊，三峡工程，都淹了。

　　这是贾樟柯在威尼斯赢回“金狮奖”的电影《三峡好人》的片段。用导演自己的话说，这片子吸引西方观众和导演的，并不是三峡工程的背景，而是三峡的人。贾樟柯自己这样解释：“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中的人。拿奖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因为我银幕上那些人受到尊敬了。他们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爱情、命运、选择是最重要的，但在中国，这些人都被遮蔽掉了。”

　　以下是亚洲周刊专访的访谈摘要：

　　人们常常评价你的电影是小众电影，你自己怎么看？

　　我一直承认我的电影在观受面上有局限，它不是娱乐类型，我也不期待能有一亿的票房，但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比如《世界》，在中国票房只有一百五十万，但正版DVD有三十万张的销量，海外市场单是北美就有四五百万美元的收入，要看总收益，我的电影在中国肯定排前五位。而且我觉得，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能被多少人数来左右。八十年代，《黄土地》全国只卖出一个拷贝，但它日后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候上海还有一部电影叫《喜盈门》，两毛钱的票，全国票房一亿多，你说它有多少人看？但是时过境迁，就没有什么价值存留了。

　　你的电影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众，但是片子放出来，却成了小众电影，这本身不矛盾吗？

　　不矛盾。你知道为什么吗？从今天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情况来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大众艺术了。本来电影消费应该是无意识消费，就像我买瓶矿泉水，我渴了我就买了。但是现在看电影价钱不同啊，在北京，一家三口，再加小孩儿吃点东西，就好象看歌剧一样了。票价让这个艺术已经不是很大众化了。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众在哪？中国最多的大众在哪儿？在城市之外，在小城市，在县城，在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银幕。比如说我老家的那个县城，本来有三家电影院，现在一家变成证券市场，一家是超市，一家卖家具。不是电影无法跟大众接触，而是这个管道被切断了。

　　再回头看看现在银幕上都是哪些人呢？中国每年生产一两百部电影，表现城市之外的普通百姓的太少太少了。说起来有些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走在城市里，北京上海广州，随便一个，你问问多少人跟县城、跟农民有关系？五分之三的人。大家的背景是县城，但转身，就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个地区生存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反过来我到有些轻视所谓城市感受，城市生活，我觉得大家既然都有农业背景，就不要装了。

　　　　但看你的电影时，仍有人说你的观点太“个人化”了。

　　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个人化”，而是自我意识。当你作为发言者，要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真心的体验，这种自我意识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为什么很多年后，我们看沈从文或者张爱玲，仍然这么热爱？因为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他们都是从私人的、个人的角度进入讲述，这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是努力在把这样一种语感带回到我们的文化里面。但是观众可能不熟悉，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和主流思潮一致的语态，所谓“宏大事”。 中国观众看完电影习惯问一句，这电影说了什么。这种归纳中心思想的训练我们从小就在进行，但其实这有悖于艺术多元性的表达。观众的习惯，还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三峡好人》是你第二部公映电影，从地下导演走到地上状态，对你来说变化在哪？

　　我觉得我得到了应有的权力。常会有人跟我说，你现在不要拍这个，两年后再拍，或者你现在应该立刻拍那个，会走红，但我不喜欢。我今天心里有念头要拍这个电影，干嘛要等到两年后。当然电影会有它生不逢时的时候，但是那又何妨呢？就像人不能选择它的出生。该出生就出生，那是他的命运。做导演真的不要有太多算计，纯洁一点，天真一点。

　　贾樟柯小档案

　　山西汾阳人，一九七零年生，一九九七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其作品《小武》(一九九七年)在第四八届柏林电影节等七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站台》(二零零零年)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六个影展奖项；《任逍遥》(二零零二年)入围今年法国戛纳电影节；《三峡好人》获威尼斯“金狮奖”(二零零六)。

　　来源：《亚洲周刊》 作者：张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