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26日电 香港尖沙嘴枪击案于2006年3月17日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是个世纪谜案。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犯罪学课程主任黄成荣博士接到大量记者来电，询问焦点均围绕：“为何一名孝顺父母、有妻女、有稳定职业及技能的警察，会走上魔路？更在枪战中死亡！”据香港明报报道，身为犯罪学家，黄成荣心中早有答案。
无容置疑，“凡事必有因”。黄成荣表示，当时自己只可依靠有限资料评论，若然徐步高真是杀死梁成恩、巴籍护卫及曾国恒的凶手，最大的可能绝非徐步高患精神病，相反，他应是一名攻于心计的犯罪者。他之所以走上犯罪之路，不是瞬间的转变，而是累积挫败的心理变异反应。当人自觉无法按社会认可的途径去达致社会认可的目标(包括金钱、名誉及地位)，便有可能出现“迷乱”或“脱序”(anomie)的景况，处心积虑地以非法途径达致其目标。
正途难达目标陷“迷乱”状态
黄成荣当时更推测徐是一个自视颇高的人。他不单身手敏捷，而且由于身处警队，认识警方的侦缉方法，再加上可从警方获得内幕信息，行事更细密。犯案时他以假发易容、用左手开枪掩饰身分，再次反映其心思细密。所以，黄成荣表示，他由始至终都不认为徐是“警魔”，反而视他为众多智能型罪犯之一。
经过30多天的死因聆讯，已揭示的资料更令黄成荣确定当时的推测无误。随着研讯披露更多和更深入的资料，徐步高参与杀死梁成恩、巴籍护卫及曾国恒，并枪伤冼家强之机会率已接近百分之一百。不用单靠犯罪学的理论来推测，只需靠各方面的证据互相印证，杀人凶手已呼之欲出。
目前的证据主要分为四方面
第一、现场证物及法证分析：包括染有徐步高DNA的口罩、记录了有关凶手的衣着身形，特征如兜风耳、左手开枪的银行录像带，以及谁人中了谁所开之枪弹及发射方向等。
第二、当事人的社会网络及生活方式：包括徐与亲人及上司的关系、上班及居住习惯、与同僚消遣的行为方式、与母亲拥有的投资户口等。这当然也包括徐在犯案前后的行踪，查看八达通资料便一目了然。
第三、个人性格与心理成长资料：包括有关徐受父母离异之影响、徐的父亲对其妻子的抗拒、对婚外情的内疚及挣扎，再加上日常生活或工作上的行径，均显出其好胜及固执的性格，和不理他人感受的自我行为等。
第四、受害人与犯罪者的关系：过去很多凶杀案之所以破案，皆因追查到受害人与犯案者千丝万缕之关系；然而是次案件之棘手，正因为梁成恩及巴籍护卫似乎与凶手并无直接关系。
不过，只要仔细思量，可发现其实是有关的。无论梁成恩、巴籍护卫、曾国恒或冼家强，他们全都从事警务或保安工作，反映出行凶者应该对这些职业很熟悉，以致他在下手时更快及更有把握。
而在各案件中，可见凶手身手极其敏捷、行事迅速，务求以快打慢、一击即中，反映行凶者有军事训练背景。其实警方早已察觉这一点，可惜因为警方内部缺乏“罪犯描绘专家”(Criminal Profiling Expert)，又因涉及庞大资源，以及恐怕政府化验所难以应付大量工作等而放弃大举查证和化验。
的确，透过回顾徐步高的成长经历，黄成荣表示，几乎可以肯定徐拥有固执及好胜的性格。他满以为身材高大、身手敏捷及拥有优良考试成绩，可令事业成功；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其独断独行的性格和欠缺团队精神，正是升职失败和家庭关系破裂的主因。在过分固执及好胜者心中，往往把自己的失败归咎被针对或受不公平对待，以致内心的愤怒日积月累，到达沸点。
黄成荣表示，重整及分析上述证据，正好再次验证他所引述的“迷乱理论”(Anomie Theory)的真确性，就是徐的心理变异，是在缺乏“社会保护因素”(protective factors)的情况下出现并加速，导致徐铤而走险，选择了以非法手段抢枪赚快钱，渴望补偿内心的挫败感或不公平感。
诿过社会合理化犯罪
另外，与“迷乱理论”相关的“一般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也可解释徐之变异及犯案过程，因为“一般压力理论”特别强调犯罪分子以社会不公来确认个人犯罪行为的合法性，每当遇到自己冲不破的压力时，会归咎他人多于自我反省。
综合而言，徐步高可能是你、我及一般人的写照。绝不认为徐是性格分裂或想做“神”，其实他只是一个不懂面对挫败，而以非法手段去满足自己欲望的好胜者；而且，犯错后会尽量掩饰，不断用谎话去遮掩一个又一个的过错，以致走上不归路。诚然，当徐一方面想继续以“警察”身分过活，另一方面又死心不息，务求再获利益，于是最后也敌不过自己的自大而被杀。
犯罪学家赫杰(Hirschi)早于1969年在其著作中提醒，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犯罪，人之所以不犯罪，关乎这个人能否学习面对挫败及接受现实、与亲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学业或工作上积极投入、多参与正当活动及拥有人生信仰等。黄成荣表示，赫杰的理论提醒不要误信“人定胜天”的自我膨胀价值观，反而需要在一个互信互爱的社群里，以尊重和欣赏的态度去生活，人便自然会更有联系感，会更远离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