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21日电 湖北、湖南、辽宁、广东、海南等省的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期间，极力争取本省的某个城市、城市群甚至是全部地区，成为“全国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因为有别于一九七九年起陆续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因此被称为“新特区”。《澳门日报》今日发表社论表示，“新特区”的关键作用在于“改革”,中央仅是赋予其“先试先行权”。哪个城市获得“新特区”身份，就意味着获得改革的先机、抢先拥有市场，并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为何内地各省市群起争当“新特区”？社论指，争当“新特区”，其实就是经济与政治资源的争夺战，哪个城市获胜，就意味着拥有比其它地区更高的起飞平台。同时也说明，特区思维仍然是各地热衷的发展思路。经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人们尝试过震荡期的艰辛，不仅能面对各种新政策，且能敞开胸襟，迎接改革和勇于探索新理念。

　　社论表示，改革开放之初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在原有体制下确实起到开辟新天地的示范作用。然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一直强调建立公平的国内市场，取消各种超国民待遇，打破各种地方保护。显然，随着加入WTO与国际接轨，以及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合时代要求。连外商投资企业也获得“国民待遇”，与国内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一视同仁，充分显示市场经济平等的本色。

　　而作为“新特区”的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仍是通过政策权限形成的政策落差，获得某些特别的发展权，其在本质上与经济特区并无二致。在此背景下，中央为何还要推出以特殊政策为特色的“新特区”？　

　　据披露，建立“新特区”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为全国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体制和其它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新经验和思路，创造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和新优势。

　　社论表示，从现有的“新特区”来看，所进行的改革涉及政府职能、金融体制、土地制度、农村土地流转等多方面，其实就是赋予改革的权力。其中如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自由兑换改革试点、农村土地流转与收益分配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的对外开放等，都是当前相当敏感的，在全国推行有很大困难，甚至可能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因此，中央愿意向地方让渡改革权力，让地方去积极试验、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