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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公仆难当，作为社会主人的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香港的官难当。

　　几年前，大名鼎鼎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为“避税买车”而被迫辞职。最近，两大高官又先后离职，先是刚任廉政公署专员的前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女士，因被“独立调查委员会”认定干预学术自由提前退休，接着是广播处长朱培庆因为“艳女夜游失措”而下马。

香港公务员必须谨言慎行

　　其实，这些人的言行并不违法，但是根据香港“公务员品行总则”，公务员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队伍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品行”“公正”“政府声誉”，是上述事件的关键词，也是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些道德标准，决定着香港的公务员必须谨言慎行。

　　这就意味着，在法律范围内，老百姓能说的话他们可能不能说，老百姓能做的事他们可能不能做。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因此，在法治社会，当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公务员职业也不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如果当官的自由太多，权力太多，大家都想去做官，老百姓就不自由了，权利也就少了。

　违法将使退休待遇归零

　　法治社会的“官”就是公务员，公务员的英文是“civil services”，是为社会和公民服务的意思。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人民的公仆”。试想，如果一个家庭的仆人一天到晚对雇主颐指气使，社会岂不乱了章法？

　　话虽如此，公仆可是掌握着公权力的人，掌握着资源分配。同样是“仆”，公仆与家仆可是完全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必须有一套机制来约束公仆。

　　在香港，最重要的约束机制当数廉政公署。过去，廉政公署只对总督负责，今天只对特首负责。廉政公署管的主要是公务员、甚至是社会力量如公司的违法行为，公务员一旦被廉政公署侦察而认定有违法行为，公务员退休以后的优厚待遇就归零。冲着退休后的优厚待遇，公务员一般都很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道机制管束官员言行

　　但是像梁锦松等人的法律范围之外的行为不是廉政公署的管辖范围，怎么办呢？

　　第一是自我约束，也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事务局依据“公务员品行总则”进行审查，对号入座，如果言行有违公正并有损于政府声誉，对公务员做出纪律惩戒。内部处理一般都不至于影响公务员的一生，比如特首董建华对梁锦松的“避税买车”案只是口头谴责，至于罗范淑芬是否干预学术自由，也不是“公务员品行总则”所能定性的。

　　第二个机制，则是由特首指定法官负责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成员均是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如果“独立调查委员会”认定某人的言行不当，舆论的压力就迫使他很难继续做下去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约束机制是新闻媒体。我们知道，香港媒体的名声并不好，记者被称为“狗仔队”。很多记者主要以探听他人隐私、搬弄是非为生，混淆视听更是常有的事，因而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都不高。但是，当名人和公务员的言行有问题时，他们可就派上了用场，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压得“问题官员”喘不过气来，最后只有辞职一条路。

　　就这样，在香港，体制内的权力约束机制和体制外的舆论监督机制，共同构建着“规矩矩阵”，管束着当官的言行，守护着一个社会缺一不可的法律防线和道德底线。(杨光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