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少离多的特殊生活

　　港人罗先生的家庭，属于典型的深港跨境家庭。

　　从小区居民记忆中拼凑的记忆碎片显示，罗先生平时很忙，只有在周末的晚间才会回到深圳与家人小聚；而妻子朱女士没有工作，是个爱打扮的活泼漂亮女人。“一般在家中带孩子做家务，偶尔会打打麻将，就在前几天，她还新染了个头发，在小区里蹦蹦跳跳地问人好不好看。”一名熟悉朱女士的邻居告诉记者，由于这家人家境宽裕，还颇受他人的艳羡。

　　这是深港跨境家庭的典型生活模式。港人出外工作赚钱养家，妻子在家中主持家务，抚养小孩。除了夫妻聚少离多外，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就是这个外人看似美满的家庭，却在10月下旬的某一天，选择了集体死亡。当月30日中午，罗先生一家三口被发现死于家中，目击者说，三人躺卧床上，在身边放着一个炭盆。街坊说，从床边放有炭盆这个细节来分析，这家人是在家中集体“烧炭”自杀。在香港，一些自杀者会选择在封闭场所燃烧木炭自杀。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家庭滑向绝境，已很难查知。11月2日，香港工联会深圳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特意前往罗先生居住的小区，向其他港人家庭散发有关宣传资料，疏导其他港人的心理阴影。

　　工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家庭的集体离世，折射出跨境家庭的尴尬现状。“相比香港本土家庭来说，跨境家庭很脆弱。”这名工作人员说，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经济基础的差异，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容易引发家庭成员的冲突。

　　罗先生的邻居告诉记者，在过去两个月，他不时听见罗家传出争吵声。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这对夫妇选择死亡，可能与其中一方感情生变有关。

　　错综复杂的跨境婚姻

　　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副总监张玉清分析说，香港男人和内地女人长期在一起生活，双方适应会有困难。“那些女孩不是深圳人，她们本身适应深圳就有困难，在深圳无亲人，朋友也不多，没有社交资源。”张玉清说，而香港人在深圳也是外地人，尽管只隔着一条深圳河，但是港人对于深圳的许多现实情况不了解，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而当这样的一对夫妻结合后，两人会出现文化上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这里面又会引发矛盾，所以跨境家庭多争吵，这都是正常现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心理咨询师秋云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些跨境夫妻甚至是“先上车后买票”，相处很短就结婚了，往往是结婚后才发现对方并不合适自己。

　　据分析，在深港跨境家庭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双方聚少离多，夫妻双方无法充分地沟通，一旦发生问题，双方由于观念相差太大，感情基础薄弱，很容易引发激烈争吵。

　　张玉清告诉记者，跨境婚姻非常复杂，在出入境方面，男方在香港，女方在深圳，当小孩去香港读书后，妻子也希望丈夫能把她迁到香港，但这需要丈夫的配合。有些香港男人，害怕妻子移民到香港以后，会离婚跑掉，因而不愿意给妻子办理移民，由于双方信任度不够，女方又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很容易引发矛盾。

　　孤立无援的生活状态

　　在深圳的跨境家庭，由于男女双方都属于外来人口，政府对这个群体的关照也相对较少。对于香港居民来说，在香港可以享受医疗、教育、综援等福利，但港府有规定，主要提供给居住在港的港人，不会跨境支援在内地的港人。

　　而港人和他的配偶，由于不是深圳户籍人士，深圳户籍人口享受的教育、医疗等福利也无法享受，因此当这种家庭遭遇经济困境时，会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

　　秋云分析说，内地女性在与港人结婚后，因放弃工作而失去经济来源，因为在深少有朋友，她们往往会把香港丈夫视为唯一的依靠，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交付给香港丈夫。

　　“如果对方在这种情况下背叛自己，就会因为看不到出路而选择孤注一掷，甚至同归于尽。”秋云说，

　　张玉清建议，在深圳既然有如此多的跨境家庭，而且这些人群也是影响深港两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两地政府都应该引起重视，否则罗先生一家的悲剧，将有可能再度在深港发生。

　　“香港的社工制度很完善，这些社工可以深入到基层家庭，一方面可以疏导具体家庭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导政府部门解决具体家庭遇到的问题。”张玉清说，在香港，当一个家庭出现问题时，会去找朋友、家人和社工倾诉，有特别多的渠道去发泄压力。另外，香港人经济要宽裕些，因为有政府福利。当出现家庭暴力时，也会有社会服务，甚至提供女士的暂住服务。

　　而在深圳类似的家庭服务就非常缺乏，港府和内地政府都做得不够。张玉清说，他们现在已将香港义工引入深圳，但人数很少，她希望深圳市能够尽快将社工引入到基层，以疏导各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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