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公开提到对基本法起草的几个意见：基本法“宜粗不细，要原则一点”；不赞成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宜全盘西化；普选之事，主张采取逐步过渡和渐近方式；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的具体事务，但如果香港出现破坏力量，中央应该有所干预。

　　上述几方面内容，在后来确定的《基本法》中都有体现。花了整整五年时间，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架构的《基本法》正式颁布，正式将“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理念落实到法律当中。

　　政改方案冲击香港社会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一场政治风波后，中英关系几近破裂，香港人心浮动，出现移民潮和转移资金的趋向。

　　1992年7月，末代港督履新香港。被香港市民称为“肥彭”的彭定康，几乎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政府以及香港议员关系紧张。10月，彭定康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政改方案，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除了要“两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议席，还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变相地使这九个议席成为直选议席)，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但中国政府随即提出强烈反对，指出政改方案未曾咨询中方意见，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同时表示将在香港回归后取消有关方案。

　　尽管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成功地在1994年6月30日获立法局通过，并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中落实。

　　围绕香港政改问题，中英两国进行了十几轮谈判，均无果而终。于此，中国政府明确表明放弃“直通车”，不让在1995年当选的立法局议员过渡到特区立法会。

　　而彭定康自宣布政改方案以后，任内再没有被邀请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怡和洋行的老板说起彭定康的卤莽，将他在香港的表现形容为“一头狂牛冲入缸瓦铺”。

　　为了保证1997年回归后政权稳定，中方决定另起炉灶。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而一年后，香港布政司向港英政府各部门发函，责令香港政府的公务员不得与该委员会有任何接触。

　　不过，在1995年以后，随着九七回归的临近，中英两国关系开始出现回暖迹象。迁往多伦多、东南亚等地的香港人也陆续出现回潮。90年代起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验证了当年邓小平的预言：“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

　　而这一切，为香港的顺利回归，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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