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疯狂·审慎

　　2月23日，我的采访任务是到汇丰银行的门口，去拍摄那些排队交表的人龙。这一天，是中文网站Tom.com截至交表的日子，30万香港人到汇丰银行总部及9家分行排队交表，挤得鞋都掉了，结果香港警方要紧急实施交通管制。Tom.com最终获得1500倍超额认购，创下了香港的历史纪录。3月1日，Tom.com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当天股价比招股价上升了5倍。

　　这是疯狂的日子，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成了股民大军的一分子。并购合并，几分钱的股票可以在几个星期里上升几倍。3月，特区政府向电讯盈科批出了数码港项目，并且表示会建设电子贸易港，发展网络科技，表明了政府要推动香港高科技发展的决心，同时也把科网股的热潮推上高峰。3月底，港股上升到18398点的历史高位，所有人都觉得，香港已经从亚洲金融风暴里面走了出来。5月底，美国纳斯达克7只大型股份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民的科网股热潮更加高涨。

　　当科网股越炒越高的时候，也是泡沫爆破风险最高的时候。也是在3月份，因为微软涉及垄断官司，导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大跌，结果触发了香港科技股的小股灾。

　　不过，虽然股市重新经历波折，但是香港经济在这一年终于走出了通缩的阴影。2000年，香港经济增幅达到10.5%，这是近13年来的最高增长率。失业率稳步回落到4.5%，不少公司还在增加雇员，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及办事处由1999年的2500家增加到3000家。香港中文大学当时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市民仍不敢对前景盲目乐观，但已经逐渐从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2001 纷扰·忧心

　　特区政府在2001年举行首届语文基准试，但报考的在职老师只占全港在职教师的百分之一，其余大多数为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教统局6月公布考试成绩，书写能力只有三分之一考生合格，而口语亦只有一半考生合格，有人因此担忧香港教师的语文能力。

　　特区政府从1998年开始推行母语教学，并且规定香港只有部分中学可以用英文教学，其余的必须用中文。政府是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精通两文三语的学生，只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政府想像的那样顺利。有研究显示，获派英文中学的青少年，普遍的感受都是快乐的，而家长对于子女获派英中的结果普遍都有较正面的反应；相反，获派中文中学的青少年大部分感到失望和不愉快，而且认为英文中学比中文中学好。虽然那时我的女儿只有四岁，但是身为母亲的我，已经对于这些家长的担忧感同身受，因为香港教育的优势，很大一部分在于英文，而现在变相降低了香港学生的竞争能力。事实上，之后几年的会考成绩显示，英文合格率一年低于一年。

　　推行母语教学，需要足够多的中文教师，特区政府在2000年规定，全港在职教师须参加语文基准试，并在五年内达到基准。此举引起教育界的不满，认为有侮辱教师之嫌。经过协商，各方同意采取“豁免、考试和进修”的三途并行方案，拨款资助语文教师进修，并将基准试改称“语文能力评核”，来纾解教师的不满。

　　2002 使命·问责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00年的施政报告里，就提出要引入一套新的高官问责制度，第二年，他比较具体地讲述了问责制的基本框架。2002年7月1日，高官问责制在香港实施，三司十一局的官员，全部列入问责范围，这些官员不再是公务员，而是用合约的方式聘用的问责官员，任期和行政长官一样为五年。

　　问责制的推出，是想为公务员体系增加弹性，当有危急事情发生时，可以作出更加灵活的反应。需要承担责任时，这些官员要向公众道歉，甚至是辞职。

　　问责制的推出当时产生争议，一些人担心问责制会让行政长官大权独揽，而且架构重叠，对公务员的稳定性、常任性造成冲击。而且担心他们和立法会议员的关系会变得敌对。

　　第一个辞职的问责官员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准备宣布财政预算案之前，他为自己新婚的爱妻买了一辆私家车。之后媒体发现，在他公布的财政预算案里面调高了汽车税。经媒体追查，发现他购买这辆车是在作出加税的决定之后，而且也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于是质疑他有利益冲突。虽然董建华多番挽留，并且为他解释，但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梁锦松最终宣布辞职。

　　2003 休戚·与共

　　2003年对于所有的香港人来说，都是难忘的。到现在为止，我的办公室抽屉里面还有一叠口罩，正是那一年留下来的。那时为了采访非典(SARS)，所有的同事都要戴上口罩，甚至穿上塑料保护衣。

　　听到SARS这个词，还是在两会的时候。我们这些香港媒体每天都盯着当时的卫生部官员询问是否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传染病，虽然每天得到的回答不是否认就是沉默，我们还是每天都追。

　　只是两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去了伊拉克，于是对于SARS的新闻，都是透过国际媒体的报道来了解。真正的体会，是我第一次从巴格达回到香港，公司的同事还有女儿来机场接我，所有人都带着一个大大的口罩，所以那一次机场的合影，现在看起来相当的滑稽。

　　非典导致1755名香港人感染，其中299人死亡，包括8名殉职的医护人员。香港的学校在3月和4月全面停课，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在4月2日发出旅游警告。当时我正在巴格达，伊拉克人知道我来自香港后，都指着我大声地说，“VIRUS(病毒)”。

　　淘大花园一栋被SARS污染的大楼居民搬入了隔离营，这些香港人对于政府的做法表现出充分的理解，一位普通市民主动照顾感染了病毒的邻居家孩子。对于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香港人毫不吝惜地向他们发出赞美之词。那时的香港，虽然充满了病毒的危险，但是却相当温暖，因为人们的理解和爱心在这个危急时刻体现了出来，这个一直让我觉得有点儿冷漠的城市，此刻是如此感性。

　　同样是这一年，让我对这个城市重新产生思考的是7月1日，一向在“外人”，包括我看来只关心经济，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参加示威的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还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在他们眼里，言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权利。我想，别人可以不认同他们的诉求，但是必须尊重他们游行的权利，而这一点，正是香港可贵的地方，也是一国两制得到体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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