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反省促发更多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的社会运动有了很大发展，香港人参与热情和参与意识也在增强，是什么力量改变了香港人的“政治冷感”？

　　梁文道：在金融危机之前，香港社会是一个很自大的地方。香港人拥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不仅比内地好，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好。香港的旅行团去了伦敦，是很看不起的，他们失望——这就英国的首都？房子不高，也很破旧。在香港人的意识中，房子一定要高。看到伦敦街头的流浪汉，他看不到这些流浪汉有自己的生态；看到墙上有很多涂鸦，不认为这是一种自由表达的东西，而是认为脏。

　　金融危机让香港重重地摔在地上。韩国的电影打垮了香港电影，甚至泰国反弹也比香港快。有些人就开始反省，他们去读书、进修、思考，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发展是不是有另外一种逻辑？社会政治是不是有另一种面目？大家都在追问。反省成为香港社会转变的契机。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知识分子在香港社会的成长中起到什么作用？

　　梁文道：香港老百姓很崇拜知识分子，也许他不懂你说什么，但他相信知识。但是知识阶层原来是以专才的面目出现，大家很职业，不太关心公共话题。

　　2003年的“非典”对香港的知识阶层是个转折。当时沙田威尔士医院，有个病房的医生护士被集体感染，别的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排队登记就要进入工作。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就是：这是我的工作啊。这就是香港人，人情淡漠，但是很专业。

　　非典之后，很多医生选择去做公共卫生，这是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从前学生们上医学院就是为了当医生，收入高。但现在不同了，大家有了不同的价值观。这对其他专业的知识分子触动很大，建筑业、律师、甚至会计师行业的专才们，也开始更多的关注社会议题，提出独立的看法，这是知识分子成熟的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和世界其他城市一样，都存在贫富分化的问题，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当中，底层社会如何表达意见？

　　梁文道：2003年到今天，香港所有的重大社会争论、社会运动都是和城市空间围绕在一起的。因为城市空间对香港人来说，是最切身，最敏感、最具体的体验，而公民权益的争取也是围绕这些议题产生的。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湾仔地区要拆迁。按照过去的方式，地产商给钱补偿，本土居民搬迁就行了。只要补偿措施到位，拆迁都会实行的。但是这一次，湾仔旧街的老百姓变了，他们不想搬，给钱也不要，他们的理由是这里有自己熟悉的社区网络。地产商不会想到这些。街道几十年邻居，互相帮助，这种邻里关系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也无法用金钱补偿，于是经济价值这一次没有发生作用，老百姓发现了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价值。他们自己找建筑师、规划师，重新制定了一个市民规划方案，在不拆散原有社区网络的情况下，进行建设。

　　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成长，老百姓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权益，专业人士也在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配合这样的社会运动，一种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就悄然形成。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个人，你是如何参与，又有什么体会？

　　梁文道：我自己很大的感受，就是像我这样“边缘”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以前，主流媒体是不愿意拿出版面刊登公共知识分子言论的，他们会请我谈电影、谈美食，但是不愿意听我说社会话题。但是这些年，媒体的态度转变了。我从1988年开始写文章，差不多写了20年，直到今天，才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说明媒体注意到社会情绪的变化。集体反省促使公民社会运动有了更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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