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授是知识分子的本分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文化十年来，有没有吸纳新的元素？

　　董桥：没有。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现象，就是英国人那边的渊源断掉了，中国这边的渊源还没有建立起来。我觉得现在香港人，就像港府整天讲的，经济最要紧，赚钱最好。这就像鸦片，让你在别的方面不求上进。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不好，但是不能光这样看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内地也存在这个问题。

　　董桥：是啊，看一个社会不能光这样看。我觉得现在香港的官员中国文化的素养太弱，太不够，这很可悲。我看香港的领导层要经过二三十年，几代之后，(中国文化素质)才会好一点。

　　现在一些香港官员对内地没有认识，也没有感情，对台湾也没有感情，他总是一个香港，自我中心论，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这很糟糕。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的文化是该吸收大中华文化以后创造出一个亚文化，还是要回归到某种传统？

　　董桥：凡是这样的说法，我都不会同意。因为你把文化弄成一个整体去思考，等于是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在那里去引导它。其实文化像水一样，不能凝固在一起，不能用一块东西变成另一块东西，让你去塑造。文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你开窗看到外面树木突然都绿了，鸟都回来叫了，你就很开心，那就是文化，可是你不能说这些东西是意识形态。

　　比如文化我是偏向早年老民国，像林语堂先生，梁实秋先生，那一辈的人，包括现在内地还在世的黄裳先生，杨绛先生。这些是文化，但是你不能把他们归类，你不能说启功先生代表整个北京的文化，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不能把文化变成一个整体去考量，而是让社会有这样一个气氛，让一百个人中有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关怀这个东西，那就够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现在推动香港文化继续向前走的动力源在哪里？

　　董桥：早年，钱穆先生来香港办学，办新亚书院，他的学生是余英时，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呢，你要想在香港的大学里面找到能够在学术上真镇得住场的人物，不多，大陆这样的人也不多。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你的贡献就在于点点滴滴把这么多年来用心追求的知识，不管是旧的、新的，传授出来。有没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是尽了你自己的一个本分。

　　连这一点，现在也不容易了。因为电脑。我们那一代人，真是一页一页、一本一本看，学问都是这样，几十年累积下来。现在写文章，不用翻书，电脑一按，什么资料都在里面了，你只要照着抄就行了。跟我们这些人一本本去看哪里一样，你说这不是非常悲哀吗？

　　可是我想必须经过这段时间。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新作家的东西我不一定看的下去，看两行就觉得不太对，因为感觉没有了，还是看回我们那一代人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现在经常写一些关于笔洗、如意，这些过去文化的符号性的东西。

　　董桥：对，我有时是故意这样写的，因为看年轻一代都是电脑，让人很担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内地目前出现的读经热、读史热，以及祭奠孔子等怎么看？

　　董桥：有人做我不反对，但你要我提倡、发扬这个东西，那就不必了。

　　不要有所求，就让它自然推过去。最要紧的是要培养一个人的诚信，进行公民教育，以及做人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这是很必要的。但不要把它归为一个组、一堆人或是一个团队的精神。不要希望要把它弄成一个怎么样的大趋势，因为我看很难，除非用高压手段。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我们跟陈果导演聊，他说香港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时期，也如你所言，旧的已经去了，新的渊源还没有建立起来，转型的方向感也不是太明朗，那么你对香港文化的走向有何预判？

　　董桥：我都是个人的看法，风水轮流转。所谓十二年一个运，香港人的竞争力以后都会不如内地。内地有一些年轻人，我看到的、认识的，真是很用功，很苦干。

　　七八十年代长起来的这代人太幸福了，没有吃过什么苦。50年代、60年代我们刚来香港的时候，日子很难过，那是要拼的。日子难过对一个人、一个社会来说是好事，只要有一个信仰，凡事付出一分力，就会有半分收获。

　　《狮子山下》那种精神，当时肯定有，后来就没有了。因为兴旺了。

　　所以回归之后，我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想法，或者说一个比较矛盾的想法，就是香港的下一代人，除了尽量争取到外国读书、去看看外国的情况以外，更要多一点去内地看看，包括台湾。这是中国人几代人在那里成长的地方。香港人如果没有这种感受，可能会是一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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