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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让香港重重地摔在地上，韩国的电影打垮了香港电影。有些人开始反省，大家都在追问。反省成为香港社会转变的契机
本刊记者/孙展 苏琦
梁文道最为人所知的形象，是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那个平头短发、黑框眼镜，身材削瘦的“特邀嘉宾”。在电视上，他侃侃而谈，对各种社会议题发表见解，或调侃或抨击，虽嬉笑怒骂，却不失书生本色。
其实，在电视之外，他的身份还有很多：媒体评论员、电台主持、影评人、社会活动家、教师。但在香港九龙土瓜湾马头角道65号的牛棚艺术村，他还有一个身份，牛棚书院院长，一个愿意以自身参与推动香港社会进展的文化学者。
2002年，当梁文道在这个废弃的屠宰房，创办一所以公民教育为宗旨的民间学府时，大家还不清楚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到底要折腾什么样的东西。那时候的梁文道精力旺盛，他请来各式各样的学者、公务员、艺人，甚至商贩走上讲台，教授那些课本里学不到的知识。
在注重经济利益的香港社会，这样的知识几乎对学生们的实际生活起不到任何帮助。但还是有不少人前来就学，其中有大学生、传媒人、公务员，还有社会工作者。老师们不以权威自居，也并不是进行纯理论的探讨，学生们也不完全为了听课，而是想了解——除了赚钱，在香港，还有没有另外一些值得追求的东西。“牛棚书院从来不是知识性的学习，而是一种价值观的培养。”梁文道说。
有一节课上，为了说明城市空间的多样性，梁文道请来旺角的商贩。在商贩的眼中，旺角展现出不为普通人所知的景象：哪个街角人流多，适合生意，哪个地方巡逻多，容易被城市管理者捕获，而又有那些小径是逃跑的最好路线。就在学生们错愕不已的时候，一名旺角地区的警察也被请到讲台，在警察的眼中，旺角又成了另外的图景：什么地方容易出事故，巡逻时要小心，什么地方有商贩出没，容易引发纠纷，什么地方是常住居民多，治安良好。旺角就这样被不同的人群解构，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层次。
这些也许不是知识，但它对于理解香港，理解港人居住的本土社会却有莫大的帮助。梁文道的心愿，就是让这些观念在那些关心公益的人群当中得到推广。因为，这是根植于民间的，自我成长的动力源泉。
这个贴着香港地面行走的知识分子一直坚信，书本上知识不是拿来供奉在学府当中的，而是用于和民间结合，推进社会成长的。只要对香港文化和香港社会抱有足够的好奇和热情，并愿意亲身参与其间，体会它成长的欢乐和停滞的苦痛的人，也必然会有自己的收获。
牛棚的边界试探
中国新闻周刊：外界看来，香港社会的经济观念非常浓厚，牛棚书院并不能给学生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凭什么吸引人来听课？
梁文道：香港是个讲究专业的地方，知识界没有群体概念，缺乏横向联系。牛棚书院是希望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加强知识界的联系，探讨社会公共议题，培养学生的宏观视野。学生们不仅仅只满足做一个专才，还要成为关心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这里也是社会团体的展览地、讲习地，还是一些社会运动的发起基地。
我们的学生没有设定特别的人群，后来发现，前来听课的人包括中学生、社工、传媒、文化人、公务员，这说明关心香港社会发展的群体是很广泛的。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采用民间讲学的形式？
梁文道：牛棚有两个含义，一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一个屠牛场，另外牛棚对内地的知识分子也有特别的意义。牛棚书院对面是香港贫民区，让知识阶层和民间草根接触是我的理想。
香港有深厚的书院文化传统，这也是继承了中国民间讲学的方式。古代书院不仅仅是教书的地方，还是知识分子汇聚的地方，他们会彼此联系，议论朝政，一开始就不是纯学术的。牛棚书院也不是教授知识的，而是彼此学习、联系的场所。
中国新闻周刊：牛棚书院是要对抗香港现有的主流价值观吗？
梁文道：商业意识是香港的主流价值，牛棚书院有自己提倡的价值，但不是要和其他的价值对抗。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是，独立、中立，但不意味着和其他团体绝缘。牛棚书院和政府各种单位都有来往，有很多公务员来听课，一些官员来讲课。
我的想法是探索香港社会的各种边界在哪里？这种边界不一定是政治边界，而是一些不合理的秩序，比如我在做实验剧场的时候，有一条规定：观众在演出当中不能上舞台。我找到管理部门，他们也不知道这条规定到底意味什么。于是我建议大家一起坐下来研究，结果发现这条古老的规定是针对当年剧场防火措施不完善，防止发生意外制定的。现在的状况已经完全不同，仅仅因为惯性一直坚持。
我希望找出这些不合理的边界，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话，完善这个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回归十年，香港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牛棚书院也参与其中，你认为书院对这种变化起到作用了吗？
梁文道：没有！应该说是香港社会本身有变化，使得我们受到一些关注，成为这个变化中的一分子。香港一些热门的社会运动，其中一些骨干就是我们这里的学生和朋友。他们能够参与其中，本身也体现了牛棚书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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