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92年，金庸应牛津大学中国研究社之约，撰写了一篇关于香港回归的英文文章。那篇文章也成为2005年金庸申读剑桥大学历史博士证明其英文水平的文章。金庸的办公室位于香港北角，落地窗户面对着维多利亚港湾。在这里，金庸与记者的话题，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我在那篇文章里讲到，九七回归以后，香港的新闻自由可能会受到影响。现在看来，那时做了个错误的预测。”金庸呵呵地笑着告诉记者。

　回归“三怕”终得化解

　　“香港回归中国，我很高兴，但是也怕呀。怕财产被没收，怕失去自由，也怕没有新闻自由，当初写那篇英文文章就是这样的心态。”当时，为了表达对自由的坚持，金庸还专门为《明报》撰写社评《香港无宝，自由即宝》。

　　金庸先生的忧虑，大抵也就是当时的社会情绪。1997年7月1日，香港当天出版的各大报纸都用套红的版面透露着喜气，但同时，一些报纸字里行间也显露出微妙复杂的情绪———对即将要到来的新纪元、新生活怀着期待，同时也有不少忐忑，甚至惶恐。

　　那年的金庸虽然已经离开《明报》多年，但他依然为回归第一日即7月1日出版的报纸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以他的敏锐观察和睿智提醒并劝谕一些港人。那篇文章(题目是《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写在回归第一日》)的大意是，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中央不以内地的方式强加于香港，而香港一些人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内地。

　　1997年那一天，从6月30日午夜到7月1日清晨，在中英两国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举行的那一刻，金庸坐在自己半山的家中，通过电视观看那难忘的一刻。那之前，他写完这篇评论，刚从报社回来。“那晚，下的雨真大，”金庸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刻，他已经不担心一觉醒来，香港原有的生活会发生变化：“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已经写得很清楚，香港的生活方式、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

　　弹指十年间。如今，金庸依然居住在香港岛的半山豪宅中。那一带，是社会名流居住的地方。如今，这些社会上层人士依然每天清晨听鸟儿啾鸣，晚上看一江灯火。在北角的嘉华国际大厦25楼，金庸先生名下的“明河出版社”已经在这里“安营扎寨”14年，金庸先生那著名的海景办公室，就在出版社里。办公室窗外，维多利亚海景一览无遗：大小船只穿梭往来，一派生机。

　十年居四地很方便

　　回归十年里，金庸主要生活在四个地方：香港、杭州(受聘浙江大学)、伦敦(剑桥求学)和墨尔本(与太太及家人团聚)。虽然依然以香港为主，但不时要做“空中飞人”，每年出出进进香港多次。“有感到不便吗？”记者问道。“方便、方便，”金庸露出他那孩子般的纯真微笑。

　　十年来，环游世界，港人有了更大的自由。

　　今年6月5日，金庸创办的《明报》刊登文章说，特区护照已经击败了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文章说，回归前，无论是由太平洋小国汤加发出，还是来自中美洲的伯利兹的护照，港人都不放过，只求多一个国籍傍身，“几万美元买个安心”。如今，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获免签证待遇的国家和地区已经由1997年的48个，上升到目前的134个。

　　2005年6月，英国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向金庸颁授学位的是剑桥大学校长、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金庸说：“当时他问我，回不回中国内地去？回去时有没有困难，方不方便？我回答，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去，自由出入。”

　邓公大气魄“最佩服”

　　记者两年前曾采访过金庸先生，他当年一句“邓公是我最佩服的人”令记者记忆犹新。“在香港走过十年回归路的今天，您想对小平先生说什么吗？”记者问。“他是个大英雄，我佩服他的英雄气概。”金庸答道。

　　谈起邓小平，金庸依然充满感情：1981年7月18日，金庸在北京首次见到了邓小平，他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得到邓小平接见的香港新闻界人士。那时香港问题还没有提出来，金庸说：“但我最直接的感受是，邓公在思考很多事情，在考虑国家发展的大问题。”“他告诉我，回到香港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

　　1982年，中英就中国收回香港开始进行磋商。金庸随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之后，他加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担任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组长(香港)。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庸在与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对话中称赞“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伟大构想，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

　　以金庸为笔名的查良镛先生首先是一个报人。上世纪60年代，他以一介文人的觉悟开始创办《明报》。几十年的努力下，《明报》成为香港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有影响的大报。1981年，邓小平首次接见金庸时，提到了香港《明报》。“邓先生当时直接对我说，你的(《明报》)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你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的世界观不同嘛。但大家爱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语言。”

　　如今依然担任香港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的金庸，只要在香港，每天必看《明报》等五六份报纸，他依然在用心观察这座城市的变化：“香港的新闻自由十年来没有受到损害，相反，有些滥用了，业界自律不够。新闻界还是要提倡社会责任。”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