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和基本法实施十周年了。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了三次释法，保证了香港回归以来的繁荣稳定。

　　三次释法形成了独特的释法模式，创制了“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解释制度，发展了我国宪政制度，有着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研究价值。

　　基本法实施十年来，通过三次释法和长期的磨合，香港作为一个普通法地区，已经转变成为内地大陆法法域的组成部分。

　　“下周，我要去香港参加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6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振民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最近，随着香港回归十周年来临，各种庆祝活动较多，“日程排得满满的”。

　　此前，全国人大在京连续召开了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研讨会。有外电报道说，会议规格很高，集合了整个内地和台港澳地区研究基本法的官员、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吴邦国委员长发表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权”、“香港不存在所谓‘剩余权力’问题”、“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的讲话，表明中央这次集中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不单单是一次纪念活动，而是预示中央在未来会积极研究和运用基本法，确保香港的政制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向发展。

　　“香港政制的发展应该既有利于保持‘两制’，也要有利于‘一国’的提升。”王振民说，“长期以来，政制发展一直是香港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只有严格遵循基本法的规定，才能够妥善处理香港政制发展的问题。”

　　“推动香港政制发展的决定权不是由香港决定的，更不是由香港哪一个政治派别决定的，而是由中央决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董立坤告诉记者，“香港是中国一个地方行政区，香港政制是中国的地方政制，中央政府应当主导香港的政制发展。”

　　对香港政制发展，虽然基本法有明文规定，但“香港社会围绕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讨论，有些看法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王振民说，“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更好地贯彻实施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基本法进行了三次释法。”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次释法，董立坤认为，“这是中央确保基本法在香港得到正确实施的重要措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宪制权力。”

　　“全国人大对香港基本法三次释法，从数量上看，人大释法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影响巨大，成功化解了香港回归以来的三次危机。吴邦国委员长在多种场合都提到要总结释法经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一位宪政学者告诉记者，“三次释法创制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制度，形成了独特的释法模式，有着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研究价值，必将在中国法律解释制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对全国人大的三次释法，王振民概括为，“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解释制度。“立法解释在中国运用得并不多，宪法性的解释更是鲜有。但是，在‘一国两制’下，宪法性的解释却被频繁地运用，这是我国宪政制度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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