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之初，多数港人对国旗、国歌并无概念

　　何志平：回归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国歌，国歌怎么唱，他们还不了解。但是我们在电视上面，每天晚上在晚间新闻之前，我们都播一次国歌。

　　何志平：社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说我们太过强硬，硬销，对画面、歌词和音乐有不同的看法，给了我们不少意见。我们也根据他们的意见，做出调整。所以每一年我们都有不同的显示方式，把国歌背后的意义带出来。

　　中国国力的增强、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的场面，都催化着港人的国家意识，越来越多的港人开始喜欢看升旗，喜欢唱国歌。

　　张永雄：7月1日香港回归纪念日，早上八点整，金紫荆广场有升旗仪式。我的儿子跟我说，学校教过看升国旗时要肃立。他说爸爸，你在电视机前看升旗也要肃立。那个电视里要播三次升旗仪式，早上八点钟直播一次，中午一点钟重播，晚上六点又重播。所以每次儿子看到电视里播升旗仪式的时候就说，爸爸快来看升国旗。

　　张永雄：我觉得随着心态上的融合，接触机会多了以后，一个这样的气氛，疏离的气氛，我觉得是好了很多。

　　回归后，作为国情教育的一部分，香港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学校，开始组织香港年轻人北上考察。但在行程中，港人对内地的陌生感仍表现得十分明显。

　　李娥珍：我们带学生去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背囊特别沉。老师说，你带什么东西这么沉。一看是矿泉水，就问你去北京为什么带矿泉水。他就说，那边有水喝吗？

　　梁振英：我在街上碰到一个朋友，应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行政人员，不是没念过书的人。我问他，大包小包的，到哪里去？出门吗？他说，我到中国去。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去广州、上海、北京，他说我到中国去。我说，你现在就在中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于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统治的香港而言，要真正地消除文化上的陌生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于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张永雄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到内地的情景。因为马路的高低不平，他不小心磕破了嘴。但他还是特意从深圳买了一口砂锅带回香港。因为他希望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纪念自己的第一次内地行。此后，每次北上，他都能发现内地巨大的变化。他意识到，要做国情教育工作，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学生自己去亲身体验。有一次，他特意安排香港学生去参观北京的圆明园。

　　张永雄：我们为什么设计一个课程，让香港学生去看圆明园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圆明园被火烧，被抢掠，才真正看到国家需要强大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

　　张永雄：我记得在圆明园，其中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雪松木，是当时圆明园里的一块梁木。看到那个说明里写，当时烧了很长时间，烧得整个京城都闻到了雪松木的香味。那个时候，我觉得热血沸腾。看到这么鲜活的历史，我就有一种想法，你对自己国家的情感，你去求知求真，就会显出来。

　　我可以告诉你，去圆明园那天我都哭了。因为我觉得做身份认同教育会触动你的心灵，你自己认同地去做，你会觉得很投入，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工作。

　　我做国民教育工作的愿望就是两句话，你以国家为荣，国家能够以你为荣。如果你能做得很好，当你和外国人接触，他们都会感受到，中国人的素质非常好。

　　北上的参观实践不仅教育了香港学生，也教育了张永雄本人。

　　张永雄：我到内地交流时，有一次带国情班，有机会去天安门看升旗。我很开心，那天凌晨两点半就起床了。给我最大的震撼是，那时天安门广场黑蒙蒙，但是已经站了很多人。我问他们为什么来看升旗，他们跟我讲，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他人生有一个梦想，一生起码要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的话给我印象很深，每个人有一个愿景，国旗代表国家的一种凝聚力和对国家的一分子的感染力。

　　回归后，促进两地青年交流的组织在香港越来越多，但并非所有的香港年轻人起初都喜欢到内地来。

　　龙子明：2001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个团，我们先去井冈山，再去北京。去之前我儿子答应和我一起去。后来出发前几天，他妈妈跟我说，儿子说他不想去了，他不想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听说内地不好，环境很差，他不愿意去。但是我说不行，一定要去，最后他去了。去完内地回到香港，他就跟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再去，我也参加。他主动要求再去。

　　李娥珍：有一篇课文里面，我设计了两个人物的对话，男孩子叫国强，女孩子叫秀英。秀英就问国强：国强，很久没见到你了，我给你打过两次电话，你都不在家，你上哪去了？国强就回答：我去旅行了，我去了北京十天。每个班都要背。

　　李娥珍老师喜欢让学生背课文，曾让很多香港同学颇为反感，但现在，他们都已经适应了。

　　学生：在浩瀚无垠的沙漠里，有一片美丽的绿洲，绿洲里藏着一颗闪光的珍珠，这颗珍珠就是敦煌莫高窟。

　　西部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华夏祖先的脚步。

　　李娥珍：所以树仁大学学生的暗号就是，你是树仁的，国强，很久没见到你，如果他听不明白，他就是假的。

　　目前香港已有 25.3%的居民会说普通话。华语广播负责人、专家学者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和广播业同行一起，庆祝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开播一周年。学校普通话广播站对提高学生的普通话及中文写作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香港老师赴京进修考察团一行27人，是在7月23日到达北京的。

　　2006年12月16日，香港树仁大学和国家语言委员会签署了“将树仁大学作为香港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的合作协议。到访的内地客人在会后谈了他的感言。

　　许嘉璐：现在香港给我的感觉，和十年前真是鲜明的对比。二十多年前，我在九龙找一个地方，我问了三个人。第一个人是一位老人，我用普通话问他，他听不明白，我用英语问他，他也听不明白。第二个人我问的是一个中学生，双方仍然无法沟通。最后见到一个香港大学的学生，他也听不明白。现在无论是乘计程车，还是购物，还是开学术会议，都用普通话。这个变化的确让人惊喜。所以进门的时候，我跟同学说，学会普通话，走遍全国都不怕。田教授马上说，现在应该改了，我马上心领神会，学会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李娥珍：我的学生，现在他们的孩子大了，他们的孩子又来找我学普通话。他妈妈就跟他说，这是妈妈的老师，妈妈的普通话就是这个老师教的，你必须好好跟她学

　　梁振英：1988年，内地的基本法起草委员来香港听意见。开会时双方都比较拘谨，比较严肃。但是我上来一讲普通话，内地基本法起草委员就笑了，其他内容他们就坐在那儿听。香港人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这两个字没有说好。说成什么呢，香港特别神经区。我一讲这个，我们香港人听不出这个分别，内地基本法起草委员就在笑。

　　如今，张永雄走在香港的街头经常装成内地游客，他说，这样服务员对他的态度会好一些。

　　张永雄：我问一问，我想找一条羊绒裤子，在哪里有？

　　用人民币和港币买东西，有没有区别？

　　对国家的认同，已经成为香港回归后最大的变化和成就之一。如今，学好“两文三语”，也就是“写好中文、英文”，“说好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已经成为香港教育的特色。随着越来越多的港人开始掌握普通话，愿意使用普通话，两地的陌生感在减少，距离在拉近。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