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外交部港澳办主任、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王桂生大使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有五分之一时间从事涉港澳外交工作。

　　他亲身参与了中英两国外长有关香港问题的多次谈判，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关于香港1994年、1995年选举安排的谈判(即“十七轮谈判”)，亲身经历了香港回归过程中最大的一场风波，并亲眼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盛况。

　　王桂生，1939年生于广西。曾任外交部港澳办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大使级)兼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研究室主任、中国驻瑞典大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理事。

　　“回首看来，涉港外交是我外交生涯中独特、精彩的一段，直到今天，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的那一幕幕仍刻画在我脑海里，仿佛就在昨天。”王桂生大使日前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顾了他所亲历的香港回归。

　　“十七轮谈判”：

　　无疑是回归最大一场风波

　　1984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长达13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的后半期，中英之间的一次重要谈判是1993年4月至11月进行的关于1994年、1995年香港立法局的选举安排的谈判，双方经过了“十七轮谈判”最后仍然没能达成协议。

　　记者：1993年，你亲身参与了后过渡期重要的“十七轮谈判”？

　　王桂生：是的，那个时候，我作为中方代表团的成员，亲身经历了“十七轮谈判”全程。

　　记者：香港回归前最紧张的一段是不是这一段谈判的时候？

　　王桂生：对，“十七轮谈判”破裂，导致“直通车”安排取消，无疑是整个回归过程中最大的一场风波。这十七轮谈判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那时候每轮谈判一谈就是几天，常常要工作到深夜，非常紧张，双方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他们一个楼，我们一个楼。

　　记者：双方的谈判代表都是哪些人？

　　王桂生：双方协商每方只有一个正式代表，中方的代表是原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英方的代表是英国原驻华大使麦若彬，其他人员都是以顾问和专家身份参加，英方的很多成员是英国港府派出的，一个团大概10多个人，中方参与谈判的人员主要由外交部港澳办和国务院港澳办等单位的人组成。一般是上午进行谈判，有时候下午也要谈。

　　记者：“十七轮谈判”在什么背景下进行？

　　王桂生：1992年7月，彭定康上任不久提出了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也就是1994年、1995年的香港选举方案。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是“三违反”的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和中英之间过去达成的有关协议与谅解。我们要求英方放弃该方案，回到“三符合”的轨道上来。该方案也遭到了各方面舆论的强烈批评。于是，英方被迫建议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中方希望英方回心转意，同中方继续合作，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英方谈判的建议。

　　记者：当时我们是不是作出了很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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