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归:
香港回归10年非常成功
记者:1997年7月1日,你出席了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后,与家人一起陪同王储查尔斯乘坐皇家游艇离开香港。你当时心情如何?
彭定康:我觉得很伤感。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我即将告别我曾热爱过、愉快地度过了5年的那座城市,即将告别很多好友。第二,我即将告别曾经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让我激情澎湃的港督一职。第三,我很清楚那件事情的历史性质。出于以上所有原因,我觉得很伤感,并不是为香港感伤,而是因为要离开香港。
记者:仅仅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伤感,而不是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
彭定康:不是。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香港无论如何都是要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这一点一直就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记者:香港平稳过渡,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当时你离开时是否预见到会这样?你如何评价香港回归后的10年?
彭定康:我认为香港在回归后的10年里非常成功。香港成功地摆脱了两大严重的威胁。第一是非典。第二是亚洲金融危机。香港人民成功地克服了这两大困难。经济发展得也很好。“一国两制”成功地得到了实现。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爱香港,你和你的家人在香港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5年。现在恰逢香港回归10周年,你对香港未来怎么看?
彭定康:我认为香港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香港通过结合中国和西方的精华,能够继续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际化城市,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
关于中国:
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好处
记者:2002年,你作为欧盟外交官,重返中国访问,你的心情和其他人肯定不同?
彭定康:我自1997年以来多次访问过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去北京与外交部长会谈。有时我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比其他人稍微多一点。我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我想你也许知道,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是有好处的,而不是一种威胁。
记者:2003年后你作为欧盟专员之一,负责对外关系。那个时候你也尝试着努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有人说你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
彭定康:我刚刚其实已说过了,中国的成功对其他国家是有益的,但是显然,世贸组织的条款还是要公平实施的。我还是完全赞成自由贸易继续进行的,我也完全赞成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要加强中国的参与。
记者:你离开香港后,也一直关注中国的问题。你为什么一直这么关注中国?
彭定康: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可能是最古老的。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有18个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只要中国人民更加幸福,全世界都必将随之更为幸福。如果中国失去了当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对其他国家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我还相信,世界上很多问题的解决都缺少不了中国和印度的参与。
记者:那你怎么看中英两国关系的未来?
彭定康:我认为两国关系的未来会很美好。中英两国有很密切的经济往来。我们也有密切的政治往来,虽然不是所有的都那么令人愉快,但是我们都能充分理解对方。我们都是令人自豪的文明古国。中国当然比英国大得多。我们必须在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强的世界里需要维持更好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英国学生学习中文,因为我知道中国现在英文讲得好的大有人在。
关于牛津:
我很荣幸担任校长一职务
记者:2003年,你为何会当上牛津校长?
彭定康:通过选举,并且只要一当选便会终身就职。我的前任是欧洲委员会的主席罗伊·詹金斯。他的前任是曾担任过多年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选民都是牛津大学的在校学生。那次选举,我打败了最高法院的院长。我很高兴也很荣幸担任校长一职。
记者:以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你更享受哪种?
彭定康:我觉得这个跟年龄有关。我现在在为某些活跃在政坛的人士代笔写稿。我曾是保守党的研究部主管,还曾是国会的成员之一,我也做过高级政务部长,之后当选为保守党主席,然后是香港总督,我还根据和平协议重组了北爱尔兰的警务,出任过5年的欧盟外交事务专员。所以我有很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我现在很高兴能多花时间在写作上面,很高兴能多参与学术事务。
记者:你与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生接触多吗?
彭定康:很多。牛津大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大概拥有600名左右的中国学生。我定期会和学生团体交流,包括很多中国学生。我还定期参加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和学校里的亚洲社团也谈过话,这个亚洲社团的大部分会员都是中国学生。我的讲座和研讨会也会有大量的中国学生参加。
记者:你觉得这些中国学生怎么样?
彭定康:我觉得他们很勤奋、很聪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还十分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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