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本法:
提普选要循序渐进
金庸曾说过,亲眼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是他毕生最大的愿望。1981年7月18日,他受邓小平接见并访问内地后,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香港。1984年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他迈开了积极投入这段历史的脚步。
记者:据说您是香港新闻界第一个受到邓小平接见的。
金庸:我1981年就见过邓小平,我特别敬佩他。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谈到香港回归的问题。特别敬佩邓小平。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时70多岁,我50多岁。当时两人对着抽烟,各自谈了一些政见。邓小平说看我的小说,不过只在临睡的时候看几页,不敢多看。(笑)
记者:您当初为何会接受参与《基本法》起草的任命?
金庸:我本身就是学法律的,从1985年接受委任参与起草到完成,一共花了5年时间。我是香港小组的组长,内地的组长是肖蔚云。
记者:从回归以后的实践看,当初《基本法》起草的水平如何?
金庸:我们自己认为,《基本法》起草得还是很好的。当然,在回归以来,对《基本法》的一些条款有争议。
比如政治体制上的,有人提出要普选,我认为应该根据情况,循序渐进。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不能马上搞普选。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才会理性化投票。对政治体制近几年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我们保守,还有人提出2007年应该马上进行普选,修改《基本法》。
但我们应该看到,《基本法》研究了很久才制定下来,不是随便就能改的。如果我们香港《基本法》马上就修改,那么可能会动摇和平统一台湾的信心。
记者:回归以来,对《基本法》,特区政府曾经两次要求全国人大进行释法。
金庸:人大有规定,如果意见不同的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决定机关。比如1999年的“居港权”事件,香港人和内地人在内地生的孩子能不能成为香港居民?《基本法》没有讲清楚,需要全国人大释法,这就需要两边机关的协调。
记者: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有没有预设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金庸:我们设计,立法会的法案出来之后需要行政长官通过,如果两次没有通过,就需要选举新的立法会,但如果新的立法会提出的法案还是没有通过,市民就会对行政长官提出异议,这时候就需要选举新的行政长官。不过,回归以来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笑)
关于晚年:
10月份继续攻读博士
记者之所以能在香港看到金庸,是因为他刚刚完成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业而回港休假。金庸的夫人曾说过,他读书相当用功,每天像学生一样肩上斜背着书包,装满当天上课要用的书和资料。在上学路上,遇到有“金迷”请求签名合影,每每都婉言谢绝,“现在不方便,等我上完课。”而免试让他入学的女校长理查德则说:“有句话不怕被他知道,我认为他真的很老!”
记者:您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学习结束了么?
金庸:我读的硕士已经毕业了,今年10月份到剑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读两年。
记者:您的校园生活很有趣吧?
金庸:(笑)我是住在学校的,全封闭学习,不能请假离开的。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都配了一个导师,有学习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如果平时出行,要跟生活导师请假。我的同学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还有十八九岁的。我特别喜欢校园的感觉。
记者:博士准备攻读什么方向?
金庸:还是读唐史,具体方向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本来想研究匈奴和匈牙利的关系,因为我认为匈牙利国是匈奴人建的,结果被教授否决了。后来我又想研究云南大理国的历史,老师却说已经有个法国人和德国人研究得很好,所以又被否决了。要找一个课题真的很难,我最后找到唐朝的一段历史,打算对“玄武门之变”进行新研究,因为我提出其实李世民的兵力不强,不可能发动兵变杀死兄弟和姑姑,老师说你这个有新意,终于通过了。
记者:没想到老师会这么严格吧?
金庸:要找一个好老师很难的,老师学问很好,这样我才能真正学到学问啊。
记者:您能适应这种学习吗?
金庸:挺不容易的,中国的唐诗,《资治通鉴》,都要好好看。对我来说最难的是论文,因为论文要用英文写。我英文不好,所以比较辛苦。英语的口试难度比较大,但学校考虑到我的情况,就格外开恩,给了一个65分的及格分,这样我才能继续念博士。(笑)
记者:您的“金迷”们一定不明白,您这么大年纪这么高成就还要再去辛苦念书?
金庸:(笑)其实已经有高校给过我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但是我喜欢校园生活啊。来到学校里,才发现自己很多书都没有看过,所以觉得跟他们学习,收获很大。活到老学到老。
记者:能跟我们说说现在英国主流社会对香港回归的看法吗?
金庸:对于香港的回归问题,英国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派是坚持时间到了,就应该归还;但另一派认为不应归还。过去他们总说中国人不懂民主,但是英国现在已经看到变化了,也就不再讲了。英国人承认一点——中国的“一国两制”,他们是无话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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