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归：

　　一声“祖国万岁”震全场

　　曾宪梓心里清楚，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但只要祖国明白他的心就够了。1997年在交接仪式现场，他做了出人意料的一件事——激动地在会场里高喊一声“祖国万岁！”惊动四座。回首往事，老人依然很激动，黝黑的脸上泛着兴奋的潮红，还忍不住有点自得。

　　记者：很多香港人都记得，你当年在回归会场上的那一声喊。

　　曾宪梓：(笑)当然了，当时吓到很多人啊。1997年7月1日交接仪式，我在现场。会场里人太多了，光是外国记者都有几千个，他们来干吗？看热闹啊，有一些还专门过来看我们会不会出乱子啊。结果他们失望了。

　　我们顺利交接了，我看着区旗、国旗，太激动了，也顾不上旁边还有那么多代表、高官、领导，忍不住忽然高喊一句：“祖国万岁！”惊动了不少人。

　　记者：听说您之前也有不少惊人之举。

　　曾宪梓：(笑)1992年，彭定康一上任就抛他那个政制改革方案。我在人大会上就猛烈抨击，他这是做什么，想给我们收回香港设置拦路虎啊，想让我们出乱子啊。我当时是政坛新兵，不管那么多就站出来说。现在想来当时有点太激动了，还说要把彭定康赶出香港。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我组织筵开136席的流水席，从下午4时到晚上10时，我让人反复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这些是我这辈子最爱唱的歌。

　　关于从政：

　　额头上悬着一面镜子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曾宪梓以并不逊于经商的热诚和认真走上从政之路。没想到当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一当就是13年。今年4月份，已身患肾衰竭12年的曾宪梓正式请辞，但是他依然表示会为祖国战斗到最后一刻。

　　记者：对于您个人来说，这10年在人生中占怎么样的分量？

　　曾宪梓：这是我个人很有毅力的10年，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10年。需要毅力，是因为10多年前，我由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忽然患上了肾衰竭，这10多年来我的肾没有一天能正常运转，必须靠透析。但我人生中最难忘和最兴奋的瞬间也在这10年。回归的第二天，政府给我颁发首批大紫荆勋章，这是我终身最看重的一个荣誉。这个荣誉在香港勋衔制度中是最高的，当时授予霍英东、邵逸夫等12人，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笑)

　　这个荣誉很重啊。有多光荣就有多重的分量，压力也就有多大，我觉得自己得奖后肩上的责任更重。我不能有任何污点，它就像一面镜子随时悬在我的额头。

　　记者：您最近提出请辞吗？

　　曾宪梓：是啊，生命始终是有限的，我也曾经去过一次鬼门关。1998年香港医生都宣布我死刑了，但后来回广东抢救我又生还了。所以我曾宪梓的生命是属于国家，我必须为国家战斗到最后一刻。

　　关于“红色”：

　　请大家一起监督我的儿子

　　曾宪梓一直有个称号：“红色资本家”。他个人接受这个称号，并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后代也这样做，甚至要求人们一起监督。当记者追问是什么让他一生都守护着这种“红色”的纯粹时，他给了我一个有点意外又自然朴素的答案——对3元钱的报恩。

　　记者：您个人的生活很节俭，可是你却给国家捐了6亿多元。

　　曾宪梓：其实我没想过自己能赚那么多钱，我在35岁以前穷怕了。我17岁的时候，一位负责土改的同志把我送到当地最好的中学，不仅不用学费，连生活费都由学校负担。那时每个月足足有3元钱的伙食费！那3元钱对我心灵的震撼，你能想象吗？这一辈子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震撼的钱了。

　　1963年，我为处理父亲在泰国的遗产带着母亲和妻儿离开祖国。在跨过罗湖桥那个瞬间，我就起誓：将来发达了一定要给祖国报恩！

　　记者：您不仅自己这样做，要求儿子也要像您一样的爱国？

　　曾宪梓：是啊。我过去曾发誓：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现在看来，金利来是不会破产的，但曾宪梓终究会离去，所以我要儿子像我一样的爱国才行，请大家一起监督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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