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斯金认为,建筑之美在于能够开口说话——它们说的是民主或贵族,开放或傲慢,欢迎或威胁,对未来的同情或对过往的渴望。
红馆如果要开口说话,她要说的是这二十多年来,发生在这钻石形的建筑中一场场欢聚或悲离,狂热或孤清,缅怀或展望,恣意或恭敬。在这个1680平方米、可容纳12500座位的无柱密闭空间里,音乐、掌声、记忆、情感自1983年开始储存、酝酿、释放。她见证了一代代巨星的诞生、崛起甚至没落,她经历过一批批过客的奋斗、挣扎甚至失败。她成为华人演唱会的圣地,不仅仅因为她是亚洲区内设备最完善的多用途表演场馆之一,不仅仅因为她独特的上阔下窄的造型,是香港著名的地标。红馆之所以是红馆,更因为她无人可代替的历史和无数人所留下的集体记忆和情感。 采写:记者 何颖珊
红馆为什么姓红红馆正名为香港体育馆,为什么会变“红”馆?
这要追溯到19世纪。1884年,香港政府开始于红磡湾的位置填海——当时红磡湾并未叫红磡湾。工程很漫长,直到25年后,即1909年的一天,有个建筑工人如常在工地打一口井,突然井里涌出来的井水竟然是朱红色的。信奉风水的承包商大为紧张,立即请来风水专家“诊断”。风水师勘察后,将朱红的井水归咎于动土伤了香港的龙脉,流出的井水实质是龙血。另一方面,井水被送去化验,科学的诊断结果显示,导致井水变红的原因是由于含有硫化铁及汞化物。无论听信哪个原因,就因为红色的井水,这个区自此以后便被称作红磡。到了上世纪60年代,香港市政局计划在香港兴建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室内体育馆,属意在香港岛觅地兴建。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能在香港岛上找到合适的选址。之后市政局看中九龙红磡湾的这块填海地,它位于当时正在兴建的红磡火车站侧,在贯穿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香港海底隧道旁。邻近大型铁路运输系统及海底隧道,交通方便,是理想的选址。香港体育馆俗称为红馆,就是因为她位于香港红磡区。
1983年4月27日,是红馆诞生之日。那天,香港总督尤德爵士站在这座如倒置金字塔的香港体育馆前,主持启用仪式。体育馆的开幕是全港的大事,成为全城焦点,电视台直播了开幕仪式整个过程,有媒体更称香港体育馆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建筑工程之一”。
红馆开始红
近几十年来,香港成为亚洲最大的造星工场,红馆功不可没。大部分华人歌手都将在红馆开个唱视为实力的验证,所有巨星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印记。红馆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却像一个深谙世事的老人,目睹见证了一代代歌手和歌迷的成长变迁,并和他们悲喜与共。
1983年5月5日,许冠杰站在红馆的舞台上,首次同时对着一万多名观众演唱。作为红馆开个唱的第一人,他没有想到,差不多十年后同样是这个舞台,他站在这里宣布退休。1992年的那个告别乐坛演唱会,一连开了41场,再次刷新香港歌手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纪录。
许冠杰是属于舞台的,回荡在红馆的掌声更令人上瘾。2004年6月5日,耐了12年寂寞的许冠杰倡导“继续微笑”回到了红馆,坐着摩托车从红馆半空而降,大声向在座一万多名观众叫道:“大家好,12年没见,你们好吗?”歌迷带着伤痕累累的心灵,欣喜地沉浸着属于昨天的歌声。演唱会结束前,许冠杰难舍地说:“这(演唱会)是一个浪漫的梦,希望这个梦永远都不会醒。”对谭咏麟来说红馆不像梦,他说回到红馆就像回到了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谭咏麟和张国荣、梅艳芳形成了香港音乐盛世的三足鼎立局面。谭咏麟更是在各大颁奖典礼上除了主持人上台时间最多的人,拿奖无数。1988年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谭咏麟在红馆里突然宣布以后不再领奖。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在场很多歌迷泪流满面。之后,谭咏麟没有在红馆拿奖,却频频在红馆开个唱,越开越熟,后来甚至连讲词都不需要。截至2006年谭咏麟是红馆举行个唱总场数最多的歌手。而香港的另一巨星徐小凤1992年7至8月在红馆连续举行43场个人演唱会,观众人数共330335人,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红馆怎样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建筑业打滚的张耀荣常常来往于工地和运泥车之间。当时香港建筑业不景气,并且香港兴起一股移民热。张耀荣没有钱移民,他只有一点钱供自己在不开心的时候去一下酒楼、夜总会听歌解闷。有时工作忙,来不及换上西装,只穿着衬衫、牛仔裤就去听歌,每次这种情形就会没有侍应前来招呼他。他很不开心,认为人生来就应该互相尊重,而不应该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
张耀荣暗暗下决心,以后有钱就搞一场不论衣着、可以自由出入的演出。在这里,不强制吃东西,不一定要喝酒,人们只要花少少钱就可以得到多多的享受。1983年红馆启用后,张耀荣就看上了这个场地,红馆三面台已经可坐七八千人,而夜总会最多只能坐一二百人,伊丽莎白体育馆坐2000人,利舞台1000多人。红馆优势显而易见,加上交通便利,最适合搞演出。
1984年,张耀荣终于用多年的财富积累成立了“耀荣娱乐有限公司”,先后为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甄妮等红歌星在红馆首办演唱会,创红馆开个唱之先河,被誉为“演唱会之父”。
搞演唱会像赌博,并不是每一场演唱会都赚钱,但演唱会给张耀荣带来巨大的满足感。以前在夜总会听歌每人要两三百元,而红馆的票价原先只在30到150元之间。更重要的是,演唱会使各界都受益,包括食肆、巴士、的士、渡轮……而受益最多的是看完演出笑容满面的观众。
Candy就是受益者中的一个,红馆建立前,Candy妈妈喜欢去利舞台听歌。红馆启用后,因为每次可以坐一万多个观众,所以歌手都很希望能在那么大场馆里开演唱会,证实自己的实力。观众也自然跟随转移到红馆。
Candy平时经过红馆的时候总忍不住看多几眼这个奇怪的建筑,很想有一天进去看演唱会。终于等到这天,Candy和妈妈看了郑少秋的“劲秋演唱会”。那时演唱会票不像现在的票,用电脑冷冰冰地打印出演出名称、时间、地点。当时的票就像一张迷你的演唱会海报,设计用心精致。郑少秋演唱会的票上,郑少秋一半脸是时装,另一半脸是古装,很特别。那张票Candy一直收藏着。看过演唱会后,Candy更喜欢红馆了,之后常常用零用钱和同学一起买“山顶”票看演唱会。红馆高23米,因此最高的位置离舞台很远,被称为“山顶”。山顶和舞台形成的角度约为32度,颇为陡峭。如果坐在山顶位,就只能依赖红馆天花板中央吊着的四面荧屏看舞台情况了。红馆更加红
时间眨眼到了2007年5月18日,郑秀文举行复出个唱,其中演唱会主办机构多达七间:东亚娱乐、大名娱乐、英皇娱乐、耀荣娱乐、IEC、银河和恒艺亚洲。看着这七间制作单位的名称,张耀荣只有苦笑。过去,红馆的租场份额张耀荣占了七成。因为演唱会投资大,风险大,没有什么人愿意做。歌手都希望有制作公司邀他/她开个唱。张耀荣没有成立唱片公司,为保中立性,那时做的是独门生意。如今,大家都争着做演唱会,唱片公司需要为歌手做宣传,制作人需要出名。竞争使得红馆更红,以前是提前三个月订场,现在是一年前订场。其中2006年度红馆的使用率高于99%,基本场租为每日55100元,比刚启用时每日30000元高出几乎一倍;场租或按每日门票总收入的20%缴纳,两种计算方法以数目较大者为准。订场时还需要歌手亲自签名,程序非常严格。张耀荣无奈地说:“订场的时候除了考眼光,预料到这个歌手在下年里会继续红,更要保佑这年里歌手平安大吉。”耀荣娱乐现在订场数不算高,一年里只订了几个月,平时都是靠其他制作公司订了场叫他一起“玩”,以分担风险。
风险之大,从制作费之大可见一斑。演唱会前三四天开始搭台,各项“花样”都必须经过消防署及政府检验、批准。为了保证舞台靓、衣服靓、灯光靓,机关爆破越来越多,制作费越来越庞大。很少人知道制作费除整个演出的费用外还要加上当晚红馆所有费用,包括工作人员人工费、电费甚至厕纸的费用,所以每场制作成本都要100多万港元,加上歌手出场费从原先的十几万涨到现在70万,张耀荣总结:“演唱会只是歌手得益,红馆得益,歌迷得益。制作人实际上并没有赚多少钱。”
每场演唱会,张耀荣都会亲自在场内走走停停,体验一下效果,看一下观众的反应。有时观众会说:“张生,好正啊!”有时也会说:“张生,一般般哦。”他对歌手实力的鉴定主要通过观众和传媒的反馈。
红馆到处红
张敬轩六七岁,在广州听张国荣、谭咏麟演唱会唱片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红馆这个名字,觉得很特别,居然有一个馆叫做红馆。长大了,知道所有大明星都会在那里开演唱会,无论是我们的天河体育中心、北京工人体育馆,还是台北体育馆,都不及红馆的地位,她是一个最受华人欢迎的场馆。
2002年,张敬轩以歌手身份前往香港发展,2003年,他第一次步入红馆看“左麟右李”演唱会,制作之精良和气氛之热烈深深地吸引了他。之后回到广州,他忍不住到处告诉别人自己已经到过红馆,但那时一点都不敢想像自己会否在那里开演唱会。
2007年徐小凤演唱会,张敬轩第一次以嘉宾身份上台和小凤姐合唱《帝女花之香夭》,特别的是张敬轩唱女声,徐小凤唱男声。那一刻,张敬轩对着红馆一万多名观众,手在颤抖。他觉得广州人和香港艺人一直都是这么近,那么远。从小听香港歌曲的翻版CD,但怎么会想到有一天可以和他们手拖手地站在红馆里唱歌。
那英是红馆开个唱的内地第一人。张敬轩很想成为红馆开个唱的内地第一个男歌手,但是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对自己说,再给五年时间自己努力,等2009年,一定要正式登上红馆的舞台。
谭咏麟认为:“红馆之所以神圣,是因为香港乐坛的所有奇迹、所有历史性时刻、所有的第一都在那里发生。”这正好迎合了约翰·罗斯金的观点:“建筑通过物质的媒介将我们个人的理想体现了出来。”张国荣和梅艳芳远去了,谭咏麟宣布不再拿奖,许冠杰和徐小凤也隐退多年,香港乐坛自此没有了顶级地位的歌星。但红馆依旧在那儿,把梦变真,把梦留住,她守护并继续创造着一代代歌迷和歌手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