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日电 香港大公报1日一篇署名“王师北”的文章《文风琐议》指出，文风败坏，表现多端。单说一种满不在乎型的，明明自己不懂，偏要装懂，结果逻辑混乱，语言失范。

　　如下是该文主要内容：

　　先看报刊文风。《人民日报》2007年2月5日报道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说2000多家报刊被挑出的无可争辩的语言逻辑差错，有14883处。以2006年7月14日出版的四份中央级报纸和24份省市级报纸的1至8版正文为例，逻辑和语言应用方面的病例有1289个，平均每份报纸46个。中新社更透露说，有一份报纸错误竟高达184个，平均每版23个。有专家说，问题的严峻性到了“令人瞠目结舌、不可容忍的程度，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阶段，恐怕也不为过”。

　　记者编辑笔下发生的这些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不懂装懂。2006年5月26日《光明日报》有王蒙一篇文章《从‘乖戾’说到‘你家父’》，说到他的一次经历。在当年举行的政协委员记者招待会上，王蒙说“要讲爱心，讲亲和，讲谦恭，讲礼义之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用善良美好的情操和信念，代替与人为恶的浮躁乖戾”，一家媒体在报道发言摘要时，将礼义之“邦”改成礼义之“道”，将“乖戾”改成“乖僻”。王蒙说：“我有点胡涂。‘礼义之邦’是一个熟语，是中华古国长期以来的自诩之说，是常用语，不过近年来用得不太多；‘礼义之道’的说法则相当生僻乃至‘乖僻’了，想来我不太喜欢这样生造词语。‘乖戾’与‘乖僻’的差别就更大了”；“想来想去，这位青年记者或编辑，可能压根儿不知道那被改掉的两个词儿。唉，叫你说什么好呢？”其实，不知道“那被改掉的两个词儿”有什么关系呢？手头有词典，查一下就行。手头没有词典，向别人请教一下也行。或者，慎重其事一些，请王蒙本人看一看，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么？问题就在于不想这样做。随手一写，对也好，错也好，读者都将记在您王蒙名下，我何苦去费这个心，劳这个神？

　　对自己不懂的词，用起来却胆大得很，正应了“无知者无畏”这句老话。不仅王蒙批评的那位“青年记者或编辑”是这样，还有更高级的例子。《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1日有王丽一篇《语文丢失了什么》，文章说：“最近，笔者看到上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陆谷孙教授的一个讲座发言稿。其中提到有一位博士生导师，写了一部关于语言学的理论著作送给他，扉页上恭敬地写着‘陆谷孙教授扶正’。陆教授哭笑不得。因为‘扶正’一词本是指旧时人家正房太太死了，将下面排序最靠前的小老婆转为‘正房’，才叫作‘扶正’。这位作者本来的意思是请他‘斧正’。令人遗憾的是，闹出这种笑话的居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而且还是博士生导师！”

　　名人不懂装懂，往往要出洋相。热心人指出错误之后，得到的常常不是感谢，而是恶言相向。自己明明错了，却既不认错，还不准别人批评。2006年3月21日东方网林帆的文章《望文生义说汉字》，说到一件“纷争”：“那是出自一位名家笔下的平常之误。其文有道是‘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也许是一时疏忽吧，‘致仕’一词不意反其意了。偏偏被一位高手逮个正着，提出批评；作者不买账，弄得差点下不了台。”出错的名人常常就是这样横蛮无赖。这种风气影响极坏。什么严格自律，努力为社会奉献优质的精神产品；什么从我做起，为营造珍视母语、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社会环境略尽绵薄，往往就被这种横蛮无赖的行为抵销得无踪无影。

　　李国文曾在《中华读书报》撰文说：“凡伟大作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行文错误，也不在乎什么批评。”用余秋雨的名言说，就是：“多大事啊”！中国现在流行的“伟大作家”多矣，不幸的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从来并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恰恰是“根本不在乎什么批评”。文坛如此，媒体也如此。这大约正是文风败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