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香港著名导演严浩：再现香港 百年精神史

　　阔别影坛多年后，以《滚滚红尘》、《天国逆子》等名作享誉国际影坛的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严浩再执导筒，凭聚焦香江历史风云的《浮城大亨》再战电影江湖。这部由郭富城、鲍起静主演的新片本月18日起在全国公映，无数观众发现，这部貌似演绎现代商界枭雄发迹的故事片，与过往的香港此类影片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质。该片标示着“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一个中英混血的渔民儿子布华泉如何从底层做起最终获得商界认可的经历，主人公虽是传奇人物，却没有此类影片津津乐道的掘金浮沉，商场如战场的尔虞我诈，而是以大量篇幅呈现主人公的成长背景，细腻营造家庭亲友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与其说这是一部枭雄成长史，不如说这是一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家庭的悲酸史，是华语片中极为稀缺的再现香港巨变的历史片。

　　在华语电影普遍以商业营销为重的大背景下，是怎样的契机让导演严浩改弦更张，关注香港人的心灵史？作为最早与内地合作拍片的香港导演，他对当下香港电影“北望神州”有着怎样的认识？本月16日，记者应邀赶赴广州观看影片，在广州唐苑酒店和回深圳的列车上对严浩导演进行了独家采访。

　　谈新片：还原真实的香港历史

　　记者：《浮城大亨》与你过往的影片都不同，甚至与当下大多数香港电影也不同，看名字人们多会以为是部商界枭雄奋斗的商战片，其实完全不是，里面充满着人情血泪，更像一部以人情世故讲述香港历史的城市传记。在当下的华语片大背景下，这个视角是很冒险的，什么样的机缘让你选择了这个题材？

　　严浩：这部电影是真人真事改编，主人公综合了一对表兄弟的故事。大约三年前，我偶然碰到一个小学同学，他跟我讲了这对表兄弟的故事，我就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两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一面讲一面眼睛都是湿的。我很惊奇，表兄弟中的阿泉头发是金色，内里却完全是个中国人。他的经历是这样特别，起初我想把它拍成一部典型的商业片，后来发现，之所以想把它拍成电影，其创作冲动不完全是商业因素，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故事里的复杂内涵。

　　记者：这部电影有很多隐喻，比如主人公是英国水兵强奸中国渔家女所生的混血儿，虽然有着洋人的样貌却根本不被认同；还有影片中“浮城”的说法等等。从创作的角度，最吸引你的，是故事本身的传奇性，还是其背后的强烈象征性？

　　严浩：应该说两方面都有。主人公阿泉的真实背景和成长经历有着鲜明的社会因素，他的经历可以自然得到扩大和延伸，香港本身的历史和发展就像主人公，中英杂交，被迫选择，身份特殊，很多时候并不被英国人所认同。电影中主人公对英国人有段对话，他说谢谢那个英国人给他起了英文名字，同时说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我想，这就是香港人应该有的价值观。

　　我发现拍电影时，只要把角色生活背景、心理因素讲好了，观众就会在里面看到心里已经有的东西，这很重要。至于浮城的说法，开始是想到广东人形容水上人家的说法“浮屋泛栈”，后来想到香港本来就是浮在水上的城市，回归以前一直是，可以隐喻为没有根的城市。

　　记者：从你的言谈话语里可以感觉到你对新片特别看重，其中的原因，是不是与你身为香港艺术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关？

　　严浩：是的。这次我是用心拍摄了一部香港人的精神史，从编剧到制作完成，难度前所未有。主人公所经历的各种屈辱就是香港人的精神写照，比如电影中洋人开车撞了别人的车，警察指责的反而是被撞的人，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那时的很多华人就是为虎作伥，我要真实还原历史的氛围，那是香港人曾经经历和感受的。我讲香港的历史，不是站在好与坏，而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去重新经历。鲍起静跟我说，你要十年前找我演就好了，那时她还年轻。我说，鲍姐，假如我十年前就拍可能会拍砸了，因为当时我的感悟还没有现在的高度，我没办法找到很好的角度进入，天时地利人和让我拍出了这部影片，拍完确实感觉就是完成了一个使命。

　　谈合作：创作需要真实与真诚

　　记者：《金陵春梦》在内地曾风行一时，很少有人知道作者“唐人”就是你的父亲，在那样一个时期，通过连载小说调侃蒋介石的种种发迹秘史想必有很大风险。父亲和当时的环境对你有着怎样的影响？

　　严浩：父亲当时在报社工作，每天要写上万字的文章，为了养家糊口，好像从来不休息，常常是我们睡觉时他还没回家，早上我们上学前，他已经出门去上班了。当时的香港并不太平，环境险恶，因为写《金陵春梦》，家里经常收到恐吓信，还收到寄来的子弹。我记得小时候就是不停地搬家，躲避危险。父亲的为人为文对我当然都有影响，他因长期劳累60多岁就去世了，我就开始想人的灵魂到哪里去的问题，在后来的如《似水流年》等电影里，揉进了我的一些对生命的思考。

　　记者：你的电影表面看都很柔软很文艺，内里却很坚硬，是那种绵里藏针的感觉。

　　严浩：这也许跟我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有关。父亲有很多藏书，小时候我的阅读很杂，中国古典的、英美的，还有大量的苏俄文学，那些博大的、理想主义的作品对自己有着很大影响。但你看我的电影，其实并不是善恶分明，包括《天国逆子》和现在的《浮城大亨》，里面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坏人，世上的人大多是不好不坏处在善恶之间的灰色地带，只是受环境影响才时而善良时而作恶，对权欲情感做出不同选择。人按命运的安排可以往上走，但有时却因自我控制不当，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每部电影所要讲的，都应该是人性问题。

　　记者：我注意到，作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最早作者之一，你的电影却很少纯正的粤语片。《似水流年》是最早与大陆台湾合资的普通话电影，《天国逆子》是纯正的东北风，《太阳有耳》是黄土高原西北风。现在的很多香港导演在“北望神州”，你其实早就置身其中，为什么对内地的题材十分热衷？

　　严浩：小时候我就常来内地看亲戚，从小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骨子里有着国家情怀。我的作品与自己的生命体验有直接关系，比如《似水流年》前后的情绪有些迷茫，这种基调是一种思考和磨练过程。具体到电影题材，我其实没有什么地域观念，香港局促狭小，限制很大，内地则极为广阔，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各种素材、背景都能获得。从大的方面说，华语电影不应该有地域限制，未来的方向也肯定是大华语片的概念。

　　记者：你如何评论当下的香港导演与内地的合作状态？

　　严浩：内地有着广大的市场，越来越多的合作是华语电影必然的大趋势，只是在合作中要根据题材和内容进行合理调节。创作需要真实与真诚，不能被太多其他因素左右，这次我拍《浮城大亨》，因为是完全讲香港题材的电影，找内地演员来演就可能跳戏，就没与内地合作。两地的电影合作应该浑然天成，而不是机械的，否则两地的优势都会失去。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新的电影计划？

　　严浩：仍会选择与内地的合作，拍我自己一直想拍的题材，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有香港的真实历史，有爱情，有革命，有回顾，也有反思。记者 王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