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与香港大体相同,都是四百几十万辆,但北京的交通拥堵程度却甚于香港。如果把面积因素加上去,北京的“病症”就显得更为严重,因为香港总面积是1000平方公里挂零,还被海面分割成港岛、九龙半岛、大屿山岛等几块,而北京是16000多平方公里的一整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笔者只用亲身经历的一个小实例,说明其中的一些“奥秘”。前几年在香港常驻时,经常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主办方安排座位一般都是按姓氏“归堆”。于是一生二熟,与一些同一姓氏的同胞,最快就熟识了;而一位90多岁的老先生(简称“W 老”,知名企业家,亿万富豪)、一位50来岁的“中先生”(简称“W 中”,一家中资企业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则是我经常的“左邻右舍”。一次晚间的聚会结束,已经近11点,我们乘同一电梯下到底层,道别后“分道扬镳”。寻找地铁入口的我,无意间发现:“W 老”在太太的搀扶下,钻进一辆出租车,乘车离去;“W 中”在路边稍等片刻,被一辆黑色奔驰接走。不久后的又一次聚会时,我忍不住问“左邻”:“您有私家车吗?”答曰:“有啊。”“那为什么前次聚会我看您与太太是乘出租车走的呢?”答曰:“参加这种活动,用私家车划不来。一般活动得四五个钟头,一个钟头停车费30元,四五个钟头就是一百几;影响了司机休息,还得给加班费。乘的士回家,既方便又省钱,随到随走,几十元搞定。”企业家就是企业家,经济账算得多精细!而且,回答得那么坦然,并没觉得“打的”会使他这位亿万富翁“丢面子”。散席后,我们依然是乘同一电梯,“右舍”的“W 中”问我“有车接吗”,我说“没有”。他很热心地说“同一方向”、“可以用我的车送你”。很明显,虽然也属于企业家,但“W 中”姓“公”,“他的车”也是公家配的,根本用不着为“划算不划算”操心,“有没有面子”倒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而据我观察,香港政府的公职人员参加这类社会活动,绝大多数也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
这件好几年前发生的小事,笔者过去主要感慨企业家姓私与姓公的区别,最近才与交通拥堵联系起来。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三点香港拥堵逊于北京的原因,一是私家车使用成本很高,尤其是在城市核心区域,“逼”着人们不能不算细账,连亿万富翁也不例外;二是公共交通设施发达、方便,“拉”着人们不能不优先选择,有钱人也经不住“诱惑”;三是机动车保有量虽然很大,但公务车比例很小,使用又被严格监控。据了解,香港许多机构根本就不设公务车,一般公务出行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特殊情况下则临时租车。相比之下,北京是另外的景况,前些时候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调研得出的结论是,“本市小汽车发展呈现‘三高四低’的特点。‘三高’指高速度增长、高强度使用、高密度聚集;‘四低’指购买车辆的门槛低、小汽车使用成本低、绿色出行意识低、替代出行方式服务水平低”。而70万辆公车,相当高的空驶率以及久治难愈的公车私用,毫无疑问也是“添堵”的重要因素。
北京新的交通治堵方案已经公布,今天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方案内容全面,主要分为建、管、限三大块。多位交通专家称这一“获国务院原则同意的治堵方案,必然将会是史无前例地严厉和有效,堪称‘杀手锏’”。但是,方案是否真能产生“药到病除”的功效?百姓还是将信将疑,因为近年来“杀手锏”屡屡失灵的事实,早已令人近乎麻木。看不到实际效果,老百姓是高兴不起来的。(吴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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