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院向全国人大递交关于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五位学者就不动产征收与搬迁进行研讨,五位学者对这一年来的拆迁变法的进程并不满意。五学者之一的王锡锌说,中国没有哪一个行政法规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将近一年时间没个说法的。(11月14日《新京报》)
与《条例》难产的同时,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末日疯狂”,强拆手段也在不断地升级,从最初的言语威胁到断水断电、长围久困,继而发展到绑架殴打,再发展到夜半持械入室行凶伤人致死的地步。这些恶性事件并未因为国务院和国土部连下几道金牌而减少。
在财权与事权的轻重不均衡的情形下,地球人都知道,“土地财政”是支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修正的 《条例》将对地方政府任意拆迁行为产生有力制衡,影响到“土地财政”,所以,地方政府对于《条例》的修改的反弹是最强烈的。王锡锌说,有些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在突如其来的制度变革面前,它一定会产生一种很难接受事实的态度,这会使得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意图让正在制订的相关的制度做更大的妥协。
遗憾的是,所有的公民从“土地财政”的现状、地方政府的“末日疯狂”和新《条例》的难产,能感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向国务院法制办施加的压力,却没有一个人看得到这种压力从何而来,压力是由那个具体地方政府和官员施加的,他们施加通过了什么样的程序,他们的具体观点与理由是什么。学者也只能从一些现象分析推测压力的存在,而人们只能依稀从宜黄某匿名官员向媒体投书了解他们的主张。
这就是我们行政立法并不公开透明、不能充分参与的悲哀。行政法规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比较高的法律位阶,它的制定动辄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尤其像《拆迁条例》这样的特别重要的行政法规,更是涉及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博弈,需要更多的公民参与其中进行利益博弈,更需要公开利益博弈的过程和主张。然而,在新的《拆迁条例》修正之中,我们只看到五位学者参加了国务院法制办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也只看到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却并没有更多的立法听证过程,也没有公众督促加快立法的程序;而来自地方政府方面的利益诉求和背后的压力,更是从来没有公布过,在公众与地方政府、开发商之间利益博弈从来没有进行过正面的交锋;而行政法规草案缘何迟迟不能出台,也从来没有一个正面的解释和说明。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公布新《条例》难产的原因和压力的来源,当然,我更希望,我们的行政立法程序能更加阳光、透明,能最大限度地吸纳民意。
杨涛(江西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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