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多因心理压抑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新生代农民工涉案人员中有7成以上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多数人犯罪则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出现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主要是指具有农村户口、在城市工作且年龄介于16周岁至30周岁之间的“80后”、“90后”农民工。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了60%,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有调查称,新生代农民工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因为居留方式不稳定、归属感迷茫、教育管理缺失,令他们产生了异常的“边缘心理”；因为在城市生活中屡屡受挫,这种强烈的“城市失落感”使他们中部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最终走向犯罪。　

　　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22岁的陕西青年李某泪流满面。面对法官,他低沉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的老家在陕西,多年前,父亲从老家来到银川郊区,以种地为生,农闲时偶尔也打些零工。在我11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父亲一人抚养着我和弟弟。由于家里穷,为了供学习成绩好的弟弟上学,减轻父亲的负担,高一时我只上了一学期就出去打工了,那一年我16岁。我去学了厨师,想好好干几年多挣点钱,让父亲和弟弟过得好一些。可现实太复杂了,因为年龄小、学历低,我只能在餐厅干端盘子、打扫卫生的活儿,拿的钱少,人也累,关键是总被人家瞧不起。我有能力,厨艺也不差,可因为在银川没有根基,没有人认可我,挣的钱才刚够养活自己。这些痛苦我一个人默默承受着,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说过。心里憋得慌,也不想回家,就迷上了网络游戏,在虚拟的世界里什么都忘了,尤其是在一次次的游戏取胜中终于得到了肯定。”　

　　记者了解到,在连续上网6天后,李某身心疲惫,想到无望的未来,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网游中的暴力情节浮现在脑海,他将水果刀扎向巡逻民警……

　　“其实,李某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社会‘新生代’打工族的状态,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面对生活中的坎坷,很容易走入歧途。”此案主审法官赵婧姝说。

　　“她穿名牌、开名车、消费一掷千金,我给她倒酒时,听她和别人说光这两年炒房子就赚了上百万元。这种暴发户,抢她一些不算多……”这是一名“90后”在入户抢劫案发后供述的作案动机。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在今年以来银川市中院审理的案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犯罪比例与往年相比,呈上升趋势。犯罪类型则以盗窃、抢劫、抢夺等侵财型犯罪为主。

　　据办案法官介绍,新生代农民工涉案人员基本处于无业、待业或打零工状态,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由于整体素质不高,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收入低、环境差、不稳定并且缺乏保障,长期从事这种工作,难免会让他们感到失望和厌倦,这种边缘化的不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通过犯罪来宣泄。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银川市教育学会会员袁纪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高发的背后,是令人担忧的心理健康状况。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在农村,却长期生活在城市,游走于城市边缘,无明显身份。他们企望过上安稳的生活却享受不到诸如医疗卫生、读书就业、住房交通等公共福利,无法实现内心梦想而非常矛盾,充满压抑和酸楚,在某种不特定因素的刺激下会以剧烈方式爆发极端行为。

　　据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他们的父辈,对城市的陌生感和叛逆情绪更加强烈。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些城里人的傲慢和偏见更加激化了这种情绪。袁纪认为,如今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资讯发达的社会里,与城里人接触的资讯基本一致,思想观念也跟得上,且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城里人应该给予他们尊重,以更开放的态度来接纳他们、关爱他们。　

　　袁纪说,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是遏制犯罪的关键所在。对这一人群要不断提升其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素质,使其增强城市文明认同感和对城市生活的责任感；同时加大法制观念教育,帮助其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减少犯罪,还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如何实施,是对政府的一大考验。社会也需要拿出关爱之心,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阳光与温暖”。 本报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