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析因:职业技能差却追求时尚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专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群体。相关资料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总数接近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近6成。而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刑事犯罪高发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最新出炉的调研显示,今年1月至10月,该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达413人,占全部刑事案件被告人总数的39%,而这个数字相比较2009年同期增加了60.7%。
平均年龄不到23岁
过半犯罪属侵财型
今年6月,1987年出生的小李、小武和1990年出生的小支来京务工,却都多日没有找到工作。一天晚上,3人发现口袋里只剩下3元钱,连回家的钱都不够了。于是,小李提议抢点路费。
公交车站附近,小李将一名路人拦住,并用随身携带的折叠水果刀进行威胁,而小支则负责向该路人要钱。这一次,3人一共抢到161元,而也正因为这161元,小李和小支因抢劫罪被判入狱,小武依然过着逃亡的生活。
此类案件的发生其实早已不罕见。据统计,在顺义法院今年前10个月受理的刑事案件中,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都属侵财型犯罪,其中尤以盗窃居多,占到犯罪总人数的36%。
顺义法院刑庭法官助理曹咏告诉记者:“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一般都是毕业后就来到城市务工,经受的磨练较少,但消费观念却很开放,喜欢追求时尚,对职业要求较高。可由于收入低,导致常常入不敷出,容易偏重私利、行为偏激。”
据曹咏介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犯罪低龄化:平均年龄只有22.8岁,其中未成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占到了全部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57%。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够达到高中以上学历的仅有14%。“正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加之成长环境较为闭塞,新生代农民工法律知识较少,是非意识淡薄。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较小,心智尚未成熟即背井离乡步入社会,明辨是非能力较差,在没有父母管教的条件下,一旦接触不良人群就极易效仿。”曹咏分析说。
异地矫正不完善
缓刑者再犯率高
2009年9月,小孔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但是缓刑期间,小孔并没有回到户籍地接受社区矫正,而是继续在京务工。今年7月的一天晚上,小孔与朋友在迪厅外,因争女舞伴与李某发生矛盾,几个人对李某大打出手。经法医鉴定,李某构成重伤。
据曹咏透露,像小孔一样被判处缓刑后仍在异地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并不少见。由于社区矫正立法的不完善,异地社区矫正较难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被判处缓刑后很少有人回到户籍地报到,更不用说接受社区矫正了。“缓刑犯游离于社区矫正之外,不仅不利于其改过自新,也为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记者了解到,仅在顺义法院今年1月至10月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中,再犯的就达到40人,再犯率接近10%。而与此同时,该院在同一期内已审结的353名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中,判处缓刑127人,缓刑适用率36%,低于同期全体被告人缓刑适用率8个百分点。
除法律知识有限、职业技能较低、异地社区矫正较难实现等因素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较为高发外,曹咏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也是原因之一。“由于户籍限制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新生代农民工常被排斥在城市体系之外,无法享受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在城市中没有归属感,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遏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政府立法需共同努力
就新生代农民工人数激增且刑事犯罪频发的现状,顺义法院刑庭副庭长宋素娟提出了几点对策和建议。
宋素娟认为,应该通过在企业单位、农民工聚居区开展普法活动着力培养农民工法律意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普遍较低的窘境,要加大政府就业扶持力度,不断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
“同时,通过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立法进程,明确缓刑执行机关职责,将司法所进行社会调查作为法定义务,确保准确判处非监禁刑。严格执行报到、请销假等制度规定,对于不遵守社区矫正规定的被告人及时收监,杜绝脱管、漏管现象。”宋素娟说。(李松 黄洁 吴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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