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劳资矛盾
今年上半年富士康员工跳楼以及广州本田工人停工等事件出现以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工人的工作权益和收入状况。
全国总工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力推动在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会,工会要突出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提高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目前,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开始和计划调整。
从7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资从800元/月上调至960元/月。与此同时,河南、深圳、陕西、安徽、海南等多个省市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22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此前,作为收入分配改革专题调研组负责人之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现阶段劳资矛盾增多,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很紧迫的事情。
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被外界认为是呼应了此前中央高层提出的“让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承诺。
不过,大面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引起一部分人的忧虑,“提低”是否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是否会降低中国对于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呢?
对此,有学者建议,针对利润空间较小、短期内转型升级可能性不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在其提高职工工资后,由政府通过减税等措施予以补助扶持。
6月12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廉价劳动力已非中国吸引外资首要因素。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法制环境的不断完善,其次是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
之后,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胡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劳动力成本上升,严格来说,对外资的影响不会很大。他认为,吸引外资最关键的因素仍然还是中国的投资环境以及外资对在中国市场发展前景的预期。同时他还透露了6月份吸引外资的情况较好。
但姚坚的讲话还是在外资企业引起震动。有外媒评论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更有外资企业放风称打算“移民”中国的近邻越南。
进一步表明政府决心的是,全总6月初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重点锁定推动建立非公有企业工会。
有学者认为,这反映除了高调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的落实,强化自身维护工人权益的正面角色,全总也有意识通过扩大工会覆盖面,加强工会的代表性。
近期部分外商投资、港澳台资等企业发生职工集体停工事件,这些企业有的没有建立工会组织,有的虽然有工会组织但没有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发挥作用。尽管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还有诸多尚需完善之处,李守镇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浙江、江苏、河北、四川等省份已经将工资集体协商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在工会的推动下,全国已有23个省(区、市)人大或政府制定了“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有13个省(区、市)以常委或政府名义就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下发文件;有17个省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围绕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下发文件⋯⋯所有这些,都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提供了制度机制保障和刚性支持。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就要抓住工资集体协商这一制度推手,将其作为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实现职工收入正常增长和预防、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制度保障。”李守镇说。
不过林燕玲提醒说,工资集体协商涉及的不仅仅是工资,更涉及到劳资关系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
参与互动(0) | 【编辑:邓永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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