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维权倒逼中国发展转型 劳动者诉求急需重视

　　工人维权倒逼中国发展转型

　　编者按：

　　今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一些企业频繁发生劳资纠纷，特别是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环坠楼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这些纠纷表面上看是劳资矛盾的激化，更深层次则是长期以来以廉价劳动力吸引资本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新的问题。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渐入人心的时代，如何才能保障劳动者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已走到了尽头？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步伐如何才能快一些？这一切，考问着转型中的中国，考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

　　企业管理模式：何时告别“泰勒制”

　　“将人当机器管理”与社会发展目标严重背离

　　无可否认，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是高效的。在富士康，员工的生产、生活管理都被极度细分，这种方式在欧美国家被称为“泰勒制”：它强调效率，将人当作“经济人”和机器。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大多数普通工人像一台机器，每天都在高速运转。虽然“泰勒制”在欧美国家早已被淘汰，却在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备受推崇。

　　记者在富士康PCEGB(企业资讯系统产品事业群)一个车间看到，从流水线上拿出电脑主板，扫描商标，装进静电袋，贴上标签，最后重新放进流水线上，这5个动作的不断重复，构成了21岁的鄢远江一天工作的全部内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械的重复性劳动，而是在8小时以外不得不在流水线上继续重复，否则，连生存都困难。”小鄢说，尽管加班造成身心疲劳，但为了挣钱，只能选择加班。这，代表了不少员工的心态。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

　　“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一位富士康员工说。

　　不加班挣钱没有生活保障，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记者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发现，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追求利润，旨在压低成本的薪酬游戏常常被演绎到极致。”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许多员工表面“自愿”的背后，其实是不得已和无奈。

　　“富士康模式”能够保持经济增长，也能初步满足人的温饱需求，但是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决定了人不是机器，普通劳动者也要看到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展，也要体面地劳动，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必须跟上。

　　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居住着十几万名外来务工青年。记者遇到了22岁的王艳萍，她从湖南省祁东县来到八方物流，刚刚工作一个月，如今最大的梦想是“能够获得一次培训学习的机会”，“我无法改变出生，但我有权利获得培训和学习，企业不应该把我们当成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

　　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一新认为，改革开放30年后，摆在执政者面前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发展？“我们引进资本、引进技术，但不能引进‘泰勒式’管理的价值观，这种只重视物，不重视人，不把人放在发展首要位置，把人当成机器人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和现代企业价值观格格不入。” 无论代工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企业，都不能以企业发展水平较低、利润微薄为借口，忽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尊重。

　　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家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做大做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制度管人，对于员工投诉、情感缺失、生活困难等各方面的需求都应加以人性化关注，企业应该把员工的“精神福利”视作企业运作必须支付的正常成本。如果企业仅仅注重利润最大化，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管理员工，员工受到无形的精神损伤，进而降低生产效率和归属感，最终受害的还是企业。

　　新生代产业工人集体诉求急需重视

　　记者在东部沿海制造业生产基地走访时发现，以“80后”、“90后”农民工为代表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在自我定位、权利意识等方面带有鲜明的产业工人特征，而其权益诉求也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诉求内容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正从过去的压抑忍耐向追求平等转变，从单纯谋生向追求幸福感、归属感转变，其内心的精神支柱也从被动承担家庭责任转向自我价值实现。

　　受访的青年工人王艳萍就表示：“我不会去富士康工作，要拿高一点的薪水，必须靠加班。一天8小时的劳动就够了，我是不加班的，每天中午我都要去打篮球，晚上我会去图书馆看书，总之要确保工作中身心快乐。”

　　中国计量学院零点调查协会“三农”调研中心调查小组前不久对杭州市的440名外来务工群体进行了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66%的人更看重后者。农民工列出的精神生活清单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娱乐排在前列。

　　但是新一代产业工人内心渴望的愉悦工作在现实中绝大多数都会落空。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说：“由于新一代产业工人难以融入城市，受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并且衍生出住房、医保、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孩子入学等诸多不平等，导致他们难以获得发展机会的平等。”专家认为，富士康员工跳楼等一系列劳资纠纷事件正是新一代产业工人集体诉求“落空”之后的极端体现。

　　对此，受访的企业家、工会负责人和一些专家表示，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必须改变，管理层应当与员工增加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时甚至要浏览一些网上讨论区，寻求与年轻人的共同语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面对内地急剧改变的经营环境，近年来许多港商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并在企业日常运营中采用“宽松管理”模式。“企业休闲中心有网吧、阅览室、羽毛球场、棋牌室和健身场所……”谈起公司管理的新举措，设在东莞的新洲印刷厂人事经理张先生如数家珍。他说，为了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公司每年都举行运动会，还组织爬山、烧烤、为员工庆祝生日等活动，同时不断改善员工的居住环境，这样一来，新生代农民工在车间严重违纪的情况大大减少。

　　除了在生活上关心，新洲印刷厂在管理上也一改过去的“惩罚机制”为“激励手段”。张先生说，记过处分对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用，他们觉得没什么，而罚款又会带来纠纷。“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也许会为一张奖状奋斗几个月甚至几年，被记过就感觉丢脸，但新生代农民工围着布告栏看谁受到处罚，就只是当作娱乐八卦新闻。”

　　本刊记者 章苒 刘大江 傅丕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