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此番美元贬值的另外一个重要动机是转嫁美国债务。“如果说危机爆发后的那一波政府救市行为是美国政府在将私人债务国有化的话,那么这一轮美元贬值其实是在将美国债务国际化。”李向阳认为。通过危机阶段的政府救助措施,美国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债权转化为政府债务,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是2008年的3.1倍,赤字率也从2008年的3.2%猛升至10%,创下二战后最高水平。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增至6.71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2%。预计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规模仍维持在1.32万亿美元。未来如何在削减财政赤字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难题。李向阳告诉记者,历史经验证明,多数国家的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进而就是汇率贬值)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美国是一个例外,原因是美元充当着世界货币。例如,美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46年的121.2%下降到1974年的31.67%。其中,通货膨胀贡献了52.6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贡献了55.86个百分点,联邦盈余贡献了-21.51个百分点。因而,即使美国官方不承认转嫁债务的动机,但客观上难以避免这样的结果。
最后,这一轮汇率争端还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美国国会11月中期选举在即,奥巴马政府在解决就业和促进复苏方面乏善可陈,其本人的支持率也有所下滑。为此,借助美元贬值以及施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民主党转移国内民众视线。事实上,这已成为历届美国政府最常用的政治工具之一,上周五美国政府再次推迟公布汇率报告即显示了本轮汇率争端背后的政治色彩。
无论是上一次以“广场协议”收场的汇率争端,还是眼下尚不知走向的所谓“货币战”,美元贬值都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李向阳认为,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即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其能够通过寻求贬值来获得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目的,特别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逃避债务。只要这种局面不发生改变,伴随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这种汇率战的威胁可能还会重复上演。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过他也表示,意愿和现实之间还存在差距,短期内尚没有办法找到一种货币替代美元,即使是寻求储备货币多元化也存在诸多困难。“现在看,要解决眼下的这一场争端,更多地还是需要在现有框架内依靠国际社会的协调,避免一损俱损的局面。”李向阳表示。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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