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另外一个烙印表现在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客观上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币升值压力。目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复苏态势仍然疲弱,主要任务仍然是刺激经济增长。这其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极大地压缩了进一步推行刺激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同时令货币政策成为更现实的工具。日本已于本月5日意外宣布降息以及一项“全面宽松货币政策”,而美国更是通过美联储恢复购买资产以维持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向市场传递出可能推行新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尽管美联储的这一信号尚未变成现实,但上周发布的9月份议息会议纪要却大大加强了其发生的几率。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体虽然危机期间也曾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但由于危机后各国反弹迅速,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包括巴西、印度等在内的国家已经选择加息,更多的国家则处于相对强劲的加息预期之中。这样,发达经济体的持续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新兴经济体酝酿中的加息形成鲜明对比,也大大增加了后者币值升值的压力。为此,印度、韩国、泰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今年都曾有过干预外汇市场的举动。
在上述背景下,近期美元的大幅主动贬值则频频煽风点火,成为加剧本轮汇率争端的最直接诱因。美元的这一波大幅贬值起始在于美联储恢复购买资产并释放重启量化宽松政策的信号。那么同样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为什么危机期间的那一次实施不仅没有令美元走软,反而令其走强呢?李向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实施上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时,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也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宽松策略,这样美元投资者就不用担心货币币值被稀释。而眼下,欧洲央行更多关注如何部署退出战略,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央行此前已经启动加息(尽管目前受美国影响进一步的收紧举动可能要大大推迟),这样美国就成为发达经济体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日本)表态可能要量化宽松的国家,从而令投资者有了美元贬值以及美国国内出现通胀风险的担忧。
李向阳表示,尽管此番美元贬值名义上是市场行为,因为政府和美联储并没有直接干预市场,但其所做出的包括向市场进一步注入流动性这样的决策却是主动行为。这种主动性对于美国来说是必要的,符合其经济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未来5年内令美国出口翻番战略要求美元贬值。要实现出口翻番,美国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也是最直接的就是默许甚至主动寻求美元贬值,以此提高其出口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第二是寄望于美国以外的经济体,通过其他国家的需求增加来弥补美国的内需不振,以改善其出口业绩,显然这也很难实现。一方面,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仍然处于艰难复苏的进程中,需求萎缩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善;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虽然到目前为止复苏强劲,但其经济更多依赖出口和投资而不是消费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也不大可能帮助美国扩大出口。第三是大幅提高美国出口企业竞争力,目前来看这在短期内同样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由此看来,如果没有美元贬值,奥巴马的出口战略将沦为一纸空谈。事实上,危机过后美国政界学界都曾经提出过重签“广场协议”的建议,即通过美元对别国货币的贬值来缓冲其贸易逆差。然而,今天的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签署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再轻易在汇率上总是平白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只有借助市场名义来寻求美元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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