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强调六方面防范银行业危机

　　中新网10月9日电 据银监会网站消息，应巴塞尔委员会主席、荷兰中央银行行长诺特·韦林克博士邀请，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出席了2010年9月22至2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6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并受邀就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刘明康从降低关联性、防范道德风险、防范跨境风险、模型、数据和“监管长牙齿”等六个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阐述了对防范银行业危机的看法。

　　以下为刘明康讲话主要内容：

　　    一、降低关联性。

　　    这场全球危机表明，关联性是危机负面效应放大的主要渠道，过高的关联性会导致单家金融机构的风险事件通过溢出效应跨市场、跨地域传递，使得金融体系更容易陷入普遍的、系统性危机。而如今，全球金融体系越来越呈现出网络状，跨业、跨境金融交易规模大幅度增加，商业银行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明显增强，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藩篱逐步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应首先打破所谓的“全能银行”模式，而且，对关联度高的系统性金融机构提高资本标准、增加自救和“生前遗嘱”等要求远不如通过强化事前结构化监管安排来降低金融体系关联性来得有效。中国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在银行业务与非银行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这种风险隔离机制是有效且必要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都必须注重建立防火墙机制。

　　二、防范道德风险。

　　    这场危机爆发之前，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迫于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对自身的监管体制进行改革。政府强调在全球化进程中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竭尽所能地从金融创新中获利。金融机构在股本回报最大化的驱动下不择手段，有毒产品的层里嵌入过高的杠杆导致激励约束机制扭曲，不计风险和成本诱发的短期行为导致了过度的风险承担。甚至没有工作、没有首付能力的人也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住房抵押贷款。今天，这种道德风险仍然无处不在，一方面是由于银行交易人员受到追逐利益的驱使，另一方面是银行从业人员的记忆力很短暂，不能很好地记住并吸取以往的教训。因此，监管者必须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三、防范跨境风险。

　　    这场危机具有全球性和系统性，但监管者一直没有能力很好地处理大型的、业务复杂的跨境金融机构。在雷曼兄弟倒闭两年以后的今天，美国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标志着在跨境危机处置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长期以来，由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职责划分不清、各国银行破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存在重大差异，以及信息交流不充分、不及时，全球金融体系仍然存在重大跨境风险隐患。目前，跨境监管合作大多取决于母国和东道国主动合作、交流的意愿，仍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安排。跨境监管和危机处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危机时期的信息共享、特殊处置安排等问题仍悬而未决。为此，主张通过缔结国际性的条约来建立全面的跨境危机处置框架。该国际性条约应针对信息共享、公平对待不同辖区利益相关者及保护存款人利益等问题制定规则，从而保持各国法规一致性，增加信息标准共享与互动。对一些分支机构众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事先的跨境破产清算规则非常必要；在这方面，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应积极发挥作用。

　　四、模型。

　　    虽然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信息加工、逻辑思考和观点的形成，但必须承认，大多数银行从业人员对模型的了解和掌握是很少的。模型的作用是有限的，工具永远都不能取代监管者专业的逻辑判断。看上去很复杂的模型通常把现实情况简单化了，而且依据建立在以往经验基础上的模型来预测未来的风险是缺乏说服力的。银行业从业人员已经在危机中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

　　五、数据。

　　    本次危机暴露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缺乏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的及时、准确信息和数据。即使有信息，监管当局往往无法充分获取这些信息。数据缺失的真正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双方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逐步实施对金融机构的数据和信息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机构应前瞻性地规划系统，配置合格的IT和风险管理人才，并开发利用新的风险管理工具等。监管当局则须与国内外相关监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安排，及时收集宏观经济、经济结构调整及跨市场宏观信息和数据，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并在必要时调整相关的监管措施和要求。

　　六、“监管长牙齿”。

　　    提高监管力度和有效性，全靠长牙齿。9月份召开的巴塞尔委员会高层决策委员会会议已经明确了下阶段各国监管当局的主要任务和时间表。但制定出合理的监管标准和规则仅是银行监管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各国框架下有效地执行、实施这些规则。为降低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为降低系统重要性银行倒闭带来的负面影响，为降低公共部门成本，监管必须长牙齿。因此，至少要做到以下八点：监管当局必须具有独立性，拒绝轻易放松标准；监管做法应具有主动性和互动性，须对银行的产品进行监管和控制；监管当局对银行的风险评估应具有前瞻性；不应允许“太复杂而难以监管”的银行存在；监管当局的干预措施应及时、尽早且足够频繁；监管当局须能够介入银行最高层的决策；监管机构须有能力从银行获得及时、准确的数据；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必须明白模型的使用范围，并应能够各自独立地开展压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