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官员接受胡舒立采访 解读人民币汇率 (3)

　　怎样才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胡舒立：中国能否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易纲：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常说，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所谓国际货币体系，谁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呢？显然是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那么，它为什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呢？是因为美元等市场是开放的，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市场。那么，在这些市场上，不论股票，还是债券，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当然是美欧等国当局。我们为什么不能当游戏规则制定者？如果中国的市场开放，只要人家进了中国的市场，那中国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当然是游戏规则制定者，这是毫无争议的。

　　胡舒立：我最近采访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他认为人民币迟早要成为储备货币，而卢布最多成为区域性货币。你怎么看？

　　易纲：我们自己可不能觉得中国了不得了，忘乎所以，这是非常有害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有自知之明。

　　胡舒立：那人民币有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呢？世界有没有这种需求呢？

　　易纲：这种说法，有一半是给中国戴高帽，有一半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预测。我们要谦虚谨慎，还是要韬光养晦。如果别人选择人民币作储备货币，我们也不阻挠，这是市场需求。但是，我们不去使劲地推动，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地、最优地选择。千万不要人家一给戴高帽，就觉得人民币真的离储备货币很近，其实差得很远。

　　胡舒立：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是市场自然的选择结果呢？还是需要政府来一锤定音，还是二者互相推动？

　　易纲：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首先是凭借所在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经济实力；其次是其文化凝聚力和感召力；第三，是政治和军事的实力。

　　经济实力是第一。文化是第二，文化的感召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核心价值观，能不能被广大的国家和地区接受。真正的储备货币，一定是在全世界相对而言，其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是有影响力的。

　　不要低估欧美修复能力

　　胡舒立：前两年，金融危机比较深重的时候，外界，包括中国有些人，对美国过分看空，然后对欧元过分看好。然后，这次欧洲债务危机表明，“老欧洲”也不值得唱多。以前，投资者对美国的问题估计不足，现在又似乎把美国看得太空了。

　　易纲：我只谈谈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我们坚持外汇储备多元化、分散化，指的是币种和资产两个层次。币种上，就是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新兴国家货币等，都要有分散化投资。在决定投资某个币种后，接下来就要决定在这个币种上，是买债券，还是买其他资产，就是说，在资产上也要分散化。回到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会特别看空美元、一会特别看空欧元。我们这么大个盘子，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做出调整。我们坚持分散化原则，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配置原则。

　　这一资产配置原则又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是参考中国的实体经济定的，按中国贸易的比例，然后是FDI的比例，还有一个因素是结算的比例。

　　胡舒立：中国外汇储备以往很少评论具体投资，但近期就“两房”问题连续表态，“两房”为什么这么重要？

　　易纲：“两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对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次贷危机爆发初期，美国政府还依赖这两家机构缓解危机，随着危机深化两家机构也出现了问题，美国政府随后接管了“两房”，目前财政部已拥有“两房”约80%的股份，是最大股东。此次“两房”根据交易所相关规定退市，但对“两房”的债券未造成负面影响。近期外汇局的回应是希望帮助大家理解外汇储备资产是安全的，管理是有效的。

　　胡舒立：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欧洲、美国做了一些调整、修复，你怎么看待它们的修复能力？

　　易纲：他们的修复能力是很强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美国和欧洲。美国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是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后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是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这轮金融危机的反思。这个法案，再加上英国最近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的路线图，还有G20指导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制定出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标准，构成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全世界金融监管标准和监管框架。在这种监管框架下，他们的修复能力是比较强的，修复速度是比较快的。

　　对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建立，欧洲人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当然，在美国监管改革法案通过后，美国人走在了前头。

　　胡舒立：最近，我跟高盛副主席迈克•埃文斯谈了一下。他说，高盛准备调整其策略。原来，整个华尔街对美国金融法案还比较抵制。他说高盛要调整定位，拥护金融改革。第二，已经成立了商业标准委员会(Business Standards Committee)，通过调查和反思，最终提出改变高盛商业行为的具体措施。在谈到与美国证监会的官司时，他也说，尽管这个个案有政治因素，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过失。听他的口气，有可能和解，但他强调和解不意味着结束，高盛还是要调整商业行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现在美国各方对金融改革法案评价这么高，为什么推得还这么难呢？共和党为什么强烈反对？

　　易纲：推动难，主要是因为利益。这个法案中一些伤害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利益的一些条款，已经磨得平和了许多，做了一些妥协。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法案是比较正面的，为什么呢？迅速地出台这个法案，比悬而不决好得多。悬而不决就是不确定性，这个法案一出台，等于靴子落地了，市场上预期就稳定了，市场就可以正常运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