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威胁,国际经济局势扑朔迷离,对此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过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会不会持续、新危机会不会诞生,这些都会对我国当前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总的来说,目前对我国经济政策制定有两种声音:一是面对较强通货膨胀预期,应该从利率入手,加息以回收流动性;二是应该从汇率入手,建立市场化的汇率机制。
加息是敏感指标,必须慎之又慎
当前“加息论”盛行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流通中投放了过量货币。我国去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今年1-5月新增贷款3.3万亿元,加之热钱的不断涌入,通胀预期已经较为明显。
对此今年央行三次上调准备金率,每次回收仅3000亿元人民币,这只能基本对冲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而且目前准备金率已达17%,逼近历史最高的17.5%,已经基本无多大的空间。面对巨额流动性过剩,加息似乎成为了较佳途径,但实际远非如此:
首先,国际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由于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美国经济还在徘徊,短期加息可能性不大,如果我国贸然加息,必然会导致更大规模的热钱涌入,而由于我国的外汇政策,热钱涌入又会使央行加大货币发行,从而导致流动性泛滥更为严重,使得加息的作用被抵消。
其次,加息必然导致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紧缺,从而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更为强烈,这无疑为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加了一把火,给政策制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再次,目前国内对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有高度的敏感性,加息是其中非常敏感的指标,加息很大程度上会被认为是政策退出大幕拉开,而在我国经济维稳的过程中,轻言政策退出必然对国内实体经济、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对全球经济复苏信心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在这个敏感时期提出加息,必须慎之又慎,要综合考虑其实际作用和衍生作用,要综合考虑国内影响和国际影响。在加息问题上我们必须把握恰当时机,高度关注欧美的行动,采用跟随策略,这对我国最为有利。
面对流动性过剩,汇率调整有较大优势
汇率调整是目前应对经济形势又一可能政策。但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政策,它承载了来自于出口、通货膨胀、外汇储备、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压力,而且现在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一再敦促人民币升值,同时“广场协议”过去也才十五年、还历历在目,因此汇率问题处理不好,将给我国经济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
面对巨额的流动性过剩,经过前述我们能非常明确地看到,单纯利率调整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甚至还有可能火上浇油。而汇率调整对此却有较大优势:
首先,汇率调整会刺激家庭消费,让我国经济更加平衡并且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有利于贯彻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汇率调整还有利于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金融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其次,汇率调整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将使得我国商品在国际上从强调价格竞争优势、向增强非价格竞争因素转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有利于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向产业的高端升级,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低附加值时代应该成为历史。
再次,目前进行汇率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国际市场上的输入性通胀。人民币升值,必然降低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市场的售价,对国际市场上的通胀起到抵消作用。
最后,目前欧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愈来愈强烈,如果不予理睬,会引发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商品进行大规模的出口限制措施,如进行反倾销、特殊关税等,贸易摩擦会大规模的涌现,这对我国进出口都无益处,进行汇率调整对此具有明显的缓和作用,而且对进口还有一定益处。
当前汇率调整应当重“机制”而非“升值”
因此,汇率调整就成为了当前政策取向的较佳选择。但其又牵涉到前述政治、出口、通货膨胀等多方面问题,且日本历史教训尚在眼前,我们既不能任由外部压力将我们压垮、又必须保证流动性过剩问题在经济向好的前提下得到合理解决,这就不是仅仅一次升值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汇率形成和指导机制。因此当前进行汇率调整我们必须重“机制”而非“升值”,我们应该从整体出发,着眼于我国的崛起战略,自主按照国情特征,在保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当前关乎我国经济走向的货币政策中,针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问题,应该坚持“汇率先行”,在市场化汇率机制推进过程中,再盯住国际形势,采用跟随政策、择机加息,这是我国当前经济政策制定的关键所在。
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中国需要的资源、技术、产品,鼓励我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并购,化“汇”为“产”,这对化解流动性过剩也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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