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红”
转眼,一年过去。2008年12月31日,一根长9米、重1.5吨的封顶钢梁被高高吊起,稳稳地安装在69.9米的最高位置上,中国馆主体结构顺利封顶。现场的建筑工人个个喜笑颜开,但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却乐不起来。他知道,在建筑的外表面,他们遇上了相当棘手的问题。
“中国馆的外立面采用红色,我们叫它‘中国红’。真到施工时,我们才发现,红色有很多种,究竟哪种才是‘中国红’,没人说得清。一小块红色很好看,但在这么大体量的建筑上通体使用红色,谁也没做过。”何镜堂说,他们希
望不论白天、黑夜、晴天、阴天、远看、近看,外立面的红色都要看着舒坦、看着顺眼。这里其实牵涉两个问题,一是材料,二是颜色。设计人员最初提出了4种备选材料,金属、玻璃、块材以及其它新型材料。结果,块材太碎,玻璃反光,新材料也没有好的,便选定了金属铝材。
事情却还没完,材料只能保证颜色不走样,到底使用什么颜色,才是关键。兜了一圈,问题又回到起点:不同明度、不同艳度、不同色相的红色能有上千种,哪种颜色才是“中国红”?何镜堂他们想到了故宫的红、想到了天安门的红、想到了国旗的红,但往上一刷,似乎都不对味儿,看上去既单调又死板。大家有点急眼了,有人甚至拍出一包中华牌香烟说,实在不行就用它吧。事实上,烟盒上的红色偏紫,依然不是大家想要的。
主体结构封顶已经两个多月了,颜色方案却迟迟定不下来。一堆钢筋铁骨纵横交错,光秃秃地立在工地上,仿佛一处遭到破坏的建筑,绝望而悲凉,冷冰冰地横亘在每个人的心头。谁成想,以前最不受重视的颜色问题,眼下居然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无奈之下,设计团队开始向外界求助,有人推荐了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说他是中国首个色彩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何镜堂这才知道,国内还有专门针对色彩的研究机构。建筑与美术同属艺术范畴,虽有共通之处,但毕竟隔行如隔山。
那天开会之前,宋建明没有着急进去,而是在中国馆的外面站了许久,电话中他已得知自己即将面对的挑战。作为旁边城市生命馆的艺术总监,宋建明其实不止一次地从中国馆工地上经过,不止一次打量过中国馆的丰姿,但他从没想过,这座庞然大物的未来将掌握在他的手里。世博局局长丁浩在会上询问需要多长时间?宋建明回答:两个月吧。丁浩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给你一个星期。”
任务的难度,宋建明比任何人都清楚。红色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颜色,但也是最难于把握的颜色。红色对人眼的压迫和刺激最大,大面积红色会对人的视生理、视心理形成强烈干预,极易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宋建明与颜色打交道多年,他知道,将几种红色混合使用便有望解决这个问题。事后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中国馆内外一共使用了7种红,外四、内三,内外有别,和而不同。当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红色作为主色调,其它的红色以之为准调一下深浅即可。在宋建明心中,作为主色调的红应该“沉着而不失艳丽,温暖又带着正气”。但红色种类那么多,明艳度哪怕只相差一毫厘,在大体量建筑上便会相去千里。怎么找?
宋建明调头赶回杭州,当晚就把任务布置下去。一组人在电脑上建模,生成模拟色;一组人拿泡沫塑料做出模型,谁有兴趣都可以刷几笔,试试感觉;剩下的一组人四处购买红色颜料和实物,他们跑遍了杭州城所有的文具店,扛回的红颜料、红纸卷装了好几大箱。但大家所找出或调出的红色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不是太飘、就是太艳,不是太偏、就是太板。
最后关头,宋建明在画板前坐了下来,把朱红、大红、深红、赭红、土红、桔红、桔黄、中黄、白等八九种颜色全挤到调色板上。他拿起画刀,以刀代笔,静静地、慢慢地调了起来,朱红多了再加点深红,颜色发黑就再加点大红。画布上的色块一点点接近他心中的感觉。终于,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成了!就是这种红!千挑万选也找不到的红色,却靠最基本的油画功底捕捉到了。
2010年2月8日,中国馆正式竣工,何镜堂作为总设计师被请上了主席台。老人感慨万千,做了一辈子建筑,这个是最难的。设计方案刚出来时,各方争议很大,年轻人觉得太保守,上岁数的人又觉得不够传统。幸运的是,随着建筑一点点露出真容,质疑声反倒一点点小下去。上海市一位主要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馆真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觉得好。
今天,上海世博园开始投入试运营。当世博园的大门徐徐开启,入园者第一眼所见,定是那一抹亮丽的“中国红”。(侯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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